《虚假的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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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社会的代价

(刊登于联合早报2011年11月27日)

  

        近来浮现的公众议题之一，大概就是社会贫富差距的问题了。

从大选期间此课题不断被在野党提起，到大选后政府不断重申他们正视问题，主流和非主流媒体也陆续报道本地低下阶层生活面对的困难，这些事件在在提醒人们，贫富差距问题已不容忽视。

就在地球另一端，美国纽约华尔街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主要标语“我们是99％”（We are the 99%），也间接说明贫富悬殊问题并非新加坡仅有。

贫富悬殊课题不时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最近通过网络视频观看了英国学者理查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发表有关社会和收入不平等问题如何影响发达国家人民生活素质的演讲后，决定阅读他谈论类似问题的著作“The Spirit Level: 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ies Stronger”。

根据理查威尔金森在书中提供的数据，在发达国家中，越不平等的社会比平等的社会面对更多社会问题，人民的生活素质也偏低。

理查威尔金森用不同国家的社会上层和社会底层收入分配的差异，作为衡量各国社会不平等的指数，然后用相关分析法（correlation analysis）将其指数与其他衡量生活素质的指数一起分析，找出它们之间的关系。

经过分析，理查威尔金森发现，许多衡量生活素质的指数，与衡量社会不平等的指数，彼此间有一定的关系。例如，社会越不平等的发达国家，越可能有更高犯罪率，人民更可能面对更多健康问题，平均寿命也更低。

不仅如此，越不平等的发达国家人民，平均教育水平可能更低、辍学率更高、未成年少女怀孕个案更多，以及社会流动率更低。

阅读此书后曾多次与朋友谈论有关社会不平等对生活素质造成的冲击。由于书中数据显示，新加坡跟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算是一个处在收入不平等指数较高的国家，因此在讨论时我们难免提出政府是否应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友人当中多数抱持了矛盾的看法。

他们认为，社会不平等确实是严重问题，不过这些问题并非新加坡独有，它着实不折不扣是本世纪人类面对的最大问题之一。
不过，当话题触及政府是否应推行政策来解决不平等的问题时，例如透过税务重新分配收入、立法制定最低工资，或为低收入者提供收入津贴……，就有朋友马上强烈反对，声称这么做会使新加坡失去经济竞争力，也有人认为这违背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原则。
或许，自认属于社会中上层的朋友觉得，推行让社会更平等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在针对他们，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必须缴付更高税务，而享受更多利益的却是低下阶层的人民。
理查威尔金森的研究对我而言其实是有惊喜发现的。他在比较几个不同国家后发现，越平等的社会，越能提供更高的生活素质，而且受益的不只限于社会低下阶层的人，而是所有阶层，其中也包括社会上的中上层。
朋友们的顾虑和看法，或许源于岛国长久以来一直灌输我们的观念——这个世界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不能依赖有关当局的津贴和扶助、不能成为一个福利国家……当然，在某些情况下，有关当局的立场是没有错的。毕竟，没有人乐于看到任何人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不过，我们不应该把对不劳而获的鄙视，与推行让社会变得更平等的政策混为一谈。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出适当的平衡点，这或许是政府在接下来几年最大的挑战之一吧。

在领导与奉承之间

(刊登于联合早报2011年10月9日)


    在近期宣布有意参加2012年的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候选人当中,前犹他州长约翰・亨兹 曼 (John Huntsman) 在某个媒体访问中批评其他共和党的候选人在竞选中采取了否定科学常 识的极端立场,并且警告共和党已经成为了反科学的政党。
亨兹曼在指责中列出了许多共和党候选人反科学的立场。例如,前德州州长李克・佩 里 (Rick Perry) 不仅从否认地球暖化现象,并且暗示这是科学家捏造出来的假象。或者说, 米尼苏达州众议院议员米歇尔・巴赫曼 (Michele Bachman) 不仅否定HPV疫苗对于预防子宫 癌的有效性,还谎称该疫苗会导致精神发育迟缓。

   美国共和党在不同政治阶层的候选人在近十年来一般都采取反科学的立场。例如,在
上一届美国总统大选中,多数的共和党候选人都表示他们不相信进化论。当然,这些候选人
之所以会采取这种反科学的立场,主要是因为他们想要取得右翼保守派选民的支持,尤其是
那些低教育水平的选民,或者因为宗教信仰而反对进化论的选民。

此趋势的可怕之处是这些候选人的反科学立场不仅限于在大选期间为了迎合部分选民 的价值观所发表的言论,很多时候在这些人成功当选后,这种反科学的立场也会贯彻在其获 选者的政策当中。此现象在前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的两届总统任期内完全地体现出来。布什 在任期内曾经支持了许多反科学的政策,例如反对干细胞的研究、不提倡另类能源的研究, 以及为了推行提倡禁欲的性教育计划而刻意散播误导性的科学常识。

   布什政府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在当时受到许多科学家的抨击,而有些分析家也认为这
种反科学的政策间接地让美国在某些科技领域的发展失去了优势。例如,当布什政府的政策
妨碍了干细胞研究在美国国内的进展时,有些著名的科研人员就离开了美国,到愿意资助干
细胞研究发展的国家。

   在本地今年所举行的大选和总统选举中所衍生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本地的政治面貌起
了变化,新一代的选民比传统选民对于政治参与的要求来得更加强烈。当然,有关当局在大
选过后也呼应了选民在大选期间的诉求,多次表示愿意更有效地聆听选民的声音和回应选民
的需求。当然,任何政府愿意听取民意固然是件好事,不过有关当局必须确保这种姿态绝对
不能矫枉过正,不能为了提高民意或者是想得到选民的支持而提出以短期政治利益着想的政
策。

前资政李光耀先生不只一次表示过他觉得新加坡成功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新加坡政府 很多时候都可以不顾民意,推行一些不受欢迎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却在长期内对我国发展有 帮助。例如,推行公积金的政策一直以来都饱受许多本地选民的批评,而在大选期间也受到 了许多在野党候选人的抨击。然而,本人不止一次听到国外的朋友称赞此政策,而从行为经 济学 (Behavioral Economics) 的角度来看,这确实也是个周全地考虑到人类行为的缺憾的政
策。著名的美国行为经济学者李察・太勒 (Richard Thaler) 就曾经在该学术领域提倡过类似 公积金制度的储蓄政策。

   当然,公积金制度并非唯一不受欢迎的政策,本人相信如果要选民举例的话,大家至
少可以列出几个他们不喜欢的政策。在新的政治局面里,或许执政党会因为考虑到下一届的
大选成绩而废除有些不受欢迎的政策。然而,如果被废除的政策是苦口的良药,那么这种做
法不能算是有效的领导,只能说是一种奉承和巴结,就如同采取反科学立场的共和党候选人
一样。

牛仔小镇与大选后的改变

(刊登于2011年9月18日)

在今年的大选和总统选举中，一个明显的趋势是新媒体在这两个选举中所扮演的角色加重了。

从大家在网上论坛进行激烈讨论和发表看法、网民从非传统新闻网站摄取大选信息、候选人利用社交网站平台与选民互动，以及计票当晚许多人选择上网追踪开票过程和结果，从中可见新媒体在本地政治格局已形成一股新势力。在未来日子，新媒体在本地政治的发展扮演更重要角色是毋庸置疑的。

当然，新媒体的崛起同时也带来某些顾虑。其中一个顾虑是新媒体所传播的信息其真实性不高。毕竟，许多非传统的新闻网站并没有传统新闻机构所拥有的资源，它们难以查证新闻的真实性或是信息来源。我曾经多次目睹不正确的信息，通过社交网站平台，以讹传讹般地散播开来。论及生存在网络空间的传播平台，记得李显龙总理于上个月举行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曾把这些寄居在互联网上的网络社区，形容为“牛仔小镇”（cowboy towns）。

从互联网上所获取的信息不完全正确，这一点并不稀奇，我想多数人也都知道不能尽信网络上的信息。然而，让我感到好奇的是为何还是有许多人，依然毫无条件选择相信在新媒体平台所流传的政治信息，他们似乎完全不去质疑信息的真实性。反之，我觉得这些人在面对传统主流媒体时，却采取了一种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与全然接纳新媒体提供信息的态度有很大差别。 

长久以来，对于政策的解释和执行，执政党给予人的印象是缺乏耐性和透明度，让人感觉好像一问三不答。我认为在许多时候，人们往往会对生活上的事物提出毫无根据的揣测，是因为不了解和不确定其中的运作。如果有关当局希望大家不要胡乱相信网络上所获取的信息，那么，就必须增强其沟通方式的透明度。

此外，执政党给予一般人民的另一种印象，就是对于任何政策或决定，人民都没有可同政府商量的余地。政策向来都被视为是由英明者所制定，是不会犯错的，非精英人民的看法并不重要也无须考虑，他们就只能默默遵守所制定的政策和规则。

日常生活中不难发现，老百姓对本地传统主流媒体也有看法，认为它们只负责报道已决定了的政策，在一般人眼中，它们都成了官方的传话筒。基于此，大家就能理解为何仍有许多人对于所谓的“牛仔小镇”蜂拥而上。当普通老百姓觉得在主流的公共谈论空间失去参与的机会时，他们只好另寻管道抒发己见。

大选之后，执政党确实拟定了方针，希望透过改善同人民联系和接触方式，更积极地聆听人民的声音，更有效地传达信息，以及纠正错误的信息和误导性观点。执政党也意识到他们必须学习如何在网络的世界里发挥更大影响力，同时学习如何更有效地使用新媒体。

然而，所谓的“改善同人民联系和接触的方式”并不能只限于利用新媒体作为沟通工具，或是改变所使用的语言，它必须得从态度上做出彻底的改变。也就是说，如果只是学会利用新媒体将政策用重新包装过的语言告知给人民，但却又不允许人民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拟定政策的过程，那么，恐怕“牛仔小镇”现象，还是会继续存在。

钱与幸福

（刊登于联合早报2011年7月24日）

            在生活费和通货膨胀近期出现涨幅的背景下，经常挂在许多市井小民嘴边的怨言就是 “钱不够用” 和  “日子难过”。每当我听到有人如此埋怨时，我总是会观察抱怨者的身份。如果抱怨者是属于中低收入的社会阶层，我完全可以了解抱怨者的感受，因为社会贫富悬殊的问题确实越来越严重。

然而，每当抱怨者属于中上收入阶级时，本人的态度就有所不同，认为抱怨者其实只是在无病呻吟。毕竟本地的生活水平在近二十年内有了明显的改善，而国人的平均收入也比咱们父母那代来得高，怎么会有如此抱怨呢？

            最近，本人因为工作上的需要而开始钻研有关幸福学 (Hedonomics) 和消费者心理学 (Consumer Psychology) 的研究文献，从其文献中得到另一个有关以上现象的启示。或许，那些属于中上收入阶级的朋友并非无病呻吟，而他们会有如此的抱怨的真正原因是大家还没有掌握如何通过正确的消费方式来更有效增加自己幸福的诀窍。

怎么说呢？很多时候大家之所以希望自己有多一点钱无非只是想要过更好的生活，而所谓更好的生活其实说穿了就是增加自己和家人的幸福指数。有许多研究显示尽管金钱在某种程度会影响一个人的幸福感，不过金钱和幸福之间的相互关系却不是很高。也就是说，就算一个人非常富有，不过这也无法保证此人一定非常幸福。

根据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Daniel T. Gilbert的看法，金钱和幸福感的相互关系之所以不高，或许是因为一般人对于人类如何体验和制造幸福感的基本科学原则并不熟悉，所以在试图利用金钱来增加自己的幸福感时，就因为不了解幸福感的基本原则而不能有效地透过消费来增加自己的幸福指数，有时候还会适得其反。

一般人无法很精确地掌握和预测自己的体验和认知，此常识对一般有其本心理学训练的人并不陌生，而也有许多研究支持此看法。例如，当一般人被问是否宁愿承受一件非常幸福的好事件，或者将其同等的事件分割成得到几个些许幸福的好事件，大家都会选择前者，或觉得其实没有差别。换句话说，一般人都会认为中一次100元的彩券和中十次10元的彩券其实没有差别，而多数人其实会认为前者更好。然而，如果熟悉享乐适应 (hedonic adaptation) 原则的话，就会知道因为人类的心理和生理构造会让我们很快地适应新的体验，所以中一次100元彩券所能体验的幸福感并非中一次10元彩券的十倍。因此，尽管两种状况都会让个人取得同样数额的奖金，不过将同样的奖金数额分几次获得会让人体验到更多的总幸福感 。

如果将以上的原则运用在日常生活上，其启示就是如果各位有任何能够增加自己幸福感的事物，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千万别一次过将此事物用完，而尽可能的话将它分割成几个体验。例如，如果有一大桶的雪糕，千万别一次过吃完，而是将同样的雪糕分成几次来吃。虽然在两种情况下都是吃完一桶雪糕，不过后者却能制造出比前者更多的幸福感，而且让你省下更多的钱，因为同一桶雪糕可以维持更久。

当然， 以上的原则只是形容一般人如何体验和制造幸福感的基本科学原则中的其中一个原则，而本人也无法在此将所有原则一一阐述。然而，如果可以的话，本人倒是希望大家可以抽空去阅读有关幸福学的书籍，进一步了解有关幸福的基本科学原则后，或许就能够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的金钱去制造更多的幸福感，从而提高自身的生活素质和幸福指数。这样的话，或许有关 “钱不够用” 和  “日子难过” 的怨言就会越来越少了

消费还是循环？

(刊登于联合早报2011年6月26日)

母亲所戴的手表是父亲在二十多年前全家到香港旅行时买来送她的结婚周年礼物。尽管手表现在看起来有些中古和过时，而在这二十年期间叶历经了无数次的修理，不过母亲对于手表却始终不离不弃。我们曾经建议母亲换另一只手表，并且还想要带母亲去选购新的手表，不过却被母亲以手表还可以用或者手表还可以修理等理由拒绝了。

当然，母亲对于手表的态度代表了她那一代人某种对于消费的看法。至少，我也可以从父亲和许多长辈的身上看到类似的态度，而这种消费的态度有别于本人每次听到有关新科技产品面世的消息时内心不知觉地发出的那种难以克制的购买欲望。

然而，如果大家相信一般普遍流行的经济学说，父母对于消费的态度其实是无利于经济增长，而本人的欲望却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某种原动力。更具体地说明，父母是过于谨慎的消费者，因为不随意掏腰包去购买最新颖的产品，所以导致零售业受到打击，而这也间接影响到生产零售产品的公司。反之，本人对于新产品的渴望将会成为刺激零售业发展的动力，而这也会间接带动零售业背后的生产业和周边的其他行业。

老实说，以上的经济学说是本人在思维上无法完全认同的概念。或许是因为小时候被灌输节俭是种美德和奢侈的生活是种不被认可的习惯，所以要自己接受奢侈消费是对经济发展有益的说法实在有些困难，尽管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算是个奢侈的消费者。或许是因为本人某种自命清高的性格，不满意许多广告和行销商为了鼓励大家消费而将许多生活态度和想法与产品挂钩，仿佛暗示消费者只要透过消费就能够使自己的人生更加圆满，而这种想法本人比较难接受。

除了个人的性格倾向之外，或许让本人无法接受以上说法的最大理由是本人其实支持环保运动。因此，本人意识所谓以增加消费需求来刺激经济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与环保的概念背道而驰。至少，本人认为那些笃信经济增长必须靠刺激消费需求的人没有考虑到以上说法所隐含的假设，也就是地球拥有无限的资源，可以让人类无节制地继续生产可以满足消费者的购买欲的产品，让国家的经济因为大家的消费而不断地增长。大家只要随便上网搜寻有关垃圾山的画面，就大概会了解为何本人认为消费至上的经济模式在长远的将来是行不通的。尤其是在全球人口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如果各国保持这种消费模式，全世界必定会面临资源短缺的问题。

            如果全球在未来出现资源短缺的情况，各国就将面临如何从消费至上的经济模式成功转型。有关此问题，本人建议大家可以从环保理念和本人父母对于消费的态度得到一些启示，以循环和维修的经济模式取代不断生产的经济模式。在此经济模式下，产品生产和更新的周期会延长，不过商家也同时不会草率地推出新产品，而是会等到产品有显著的突破后才推出市场，有别于现今商家只为了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而时不时推出与前身相差不大的所谓新产品。

不仅如此，循环和维修的经济模式也将减低制造的需要。这意味厂商着对于原料的需求将减少，而开采原料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的破坏的问题也会减少。 还有，工厂也会减少废弃排放和对于能源的需求，而消费者所抛弃的垃圾也会减少。这些效应都直接或者间接减少人类对于环境的冲击，能够确保地球的污染程度有所改善。

当然，实行此经济模式的其中一个顾虑或许是经济方面是否会受影响。有关此问题，本人承认自己也不知道如果要商家着重于产品的维修而非制造是否会导致经济萎缩。然而，有关循环旧商品所带来的经济效应，如果从美国几个已经实行透彻的循环计划的大城市的案例来看，那么循环的工业不仅制造了许多就业机会，也替其城市的政府和私人企业省下了许多钱。

            在全球资源将可能出现短缺，以及环境污染问题日渐严重的情况下，或许各国政府应当考虑现有的经济模式，不要只着重于短期的经济增长，应该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待人类在未来所会面对的问题。当然，如果我们持续现有的经济模式，在资源真的面临短缺的情况下，或许循环和维修的经济模式也将成为唯一可行的经济模式。

大选之后的新指标？

(刊登于联合早报2011年5月22日)


在大选的成绩尘埃落定之后，执政党对于大选成绩的反应是表示要改变以往的执政风格。无论是从各议员重申要改善与选民沟通和互动的方式，或者到新内阁的名单，似乎都突显执政党对于自我更新和改变的决心。

尽管执政党表示要改变以往的执政风格，不过这是否意味执政党会改变或者重新考虑现有的政策，许多政治评论者的看法都不一致。有些评论者认为执政党既然保留了绝大部分的议席，因此在政策上不会有太大的更变。当然，也有些评论者认为执政党会因为担忧下一届大选的成绩而重新检讨现有的政策。 无论如何，执政党是否会改变现有的政策还是一个未知数。

无论执政党在接下来五年内是否会检讨并且改变现有的政策，身为选民的本人最期望看到的是某种执政思维上的改变。在本人的印象中，每当有关当局在大选前和大选期间提出和维护任何政策时，其出发点总是以经济理由为考量。例如引入外来劳工可以为我国带来经济增长，或者说调高公共交通的收费是为了确保交通服务不会出现赤字，就连部长们部分的薪金和许多公务员的奖励花红都是根据国内生产总值来计算。如果可以的话，本人希望有关当局在接下来的五年内在提出和推行政策时可以稍微改变以经济考量为主的执政思维。

当然，本人不是说经济发展对新加坡并不重要，或者是政府在实行任何政策时不该考虑其政策所需要的经费和开支，或者是预算如果出现赤字也没问题。再怎么说，本人也不希望新加坡出现类似希腊或者爱尔兰面临经济破产的情况。然而，如果有关当局在提出政策时仅是采取经济发展至上的思维，而不去考虑其他民生的因素，那么某些政策的体现就会显得欠缺人情味，而有关当局在执政的风格上也会与一般大众的期待有些落差，就如同于大选期某些在野党和民众所提出的 “Singapore Incorporated” 的称号一样，批评执政党管理民生的方式就如同企业管理，而非从治理国家的角度去经营。

或许，本人对于有关当局的指责有些欠缺公平。毕竟，我国政府并非唯一利用与经济增长相关的指标来衡量国家增长和进步的国家，许多其他国家也如此。这是因为经济学是研究社会如何利用和分配有限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动的科学，所以其学术的指标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增长和进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不足为奇。

然而，经济学一向来也饱受许多学者的批评，指许多理论替人类行为所做的假设并不实际，甚至忽略了人为的因素。因此，近十到二十年内，许多经济学者在考虑到这点后，都纷纷与心理学学者合作，重新探讨主流经济学对于人类行为所做的一些假设，也同时促成了类似行为经济学 (Behavior Economics) 的学术，从中也产生了一些所谓衡量幸福感 (well-being) 的指标。
或许是因为本人职业训练的关系 (毕竟行为经济学与心理学有很大的关联)， 本人倒是希望有关当局在接下来五年除了只利用经济指标外，也可以考虑将这些衡量幸福感的指标来衡量我国的增长和进步。例如，在评估交通部的成绩时，除了考虑是否超出预算或者公共交通是否取得足够的利润的同时，也应该考虑一般公共交通使用者的满意度。

毕竟，治理国家并非企业管理，尤其是在本地现有的国民与初期建国的国民有所不同的前提下。 如果有关当局想要有效 “治理”，就必需走出传统的执政思维，利用经济指标以外的指标来衡量我国的增长和进步，要不然恐怕就只能停留在 “管理” 的阶段了。

选民的责任

（刊登于联合早报2011年4月24日）


面对即将展开的选举，我有几位朋友都持有相同的态度。尽管所支持的政党都不同，不过他们似乎在选举活动开始之前就已经做了决定。例如，我的朋友S声称无论是谁到她的选区竞选，她都会投票给反对党，因为她认为反对党在本地属于弱势，因此她认为自己有义务支持反对党，好让新加坡国会拥有另类的声音。反之，我另一位朋友N很坚决地表示他只会投票给执政党，因为他全家人一向来都支持执政党，所以他也不例外。

当这些朋友问我在即将来临的大选要支持哪个政党时，我总是跟他们说自己尚未决定，而且很有可能到投票当天也未必能够做出决定，其中的原因是我对于不同政党所提出的政策和理念都有赞同和反对之处，因此没办法在仔细研究各政党所提出的政策之前做出决定。

很有趣的是，朋友们很多时候都会把这种中间选民的态度解读成支持 “另一方” 的证据，然后会用带着些许不耐烦的语气指责我这种态度是反对党无法在本地政治拥有强而有力的声音／会导致执政党为了讨好中间选民而不敢提出一些不受欢迎的政策。
在任何一个选举，我们经常听到的是有关候选人们的资历，他们对于国家的责任，以及他们对于民生了解的程度。然而，我们鲜少听到有关选民的资历、责任和对于本地政治过程的了解。在任何一个民主制度里，如果我们期盼此制度所遴选出来的执政者能够有效地为人民服务和领导人民，其中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是人民必需了解政府的运作、选举的过程，以及候选人所提出的观点和所提倡的政策。

因此，在即将来临的大选，身为新加坡公民的本人恳请所有新加坡选民在投票前去做某些准备工作，因为我们的选票将会影响接下来几年的新加坡。第一，我恳请大家去熟悉本地选举的过程和制度，因为这将让大家了解选票如何实际地影响各候选人当选的机会。本人曾经接触过许多不同年龄和社会阶层的新加坡人，发现他们无法分辨集选区和单选区之间的不同。第二，我恳请大家去熟悉本地政府的运作方式，因为这将让大家了解候选人们当选后所拥有的权力和义务。

不仅如此，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学习本人当一个中间选民，积极地去了解和研究各政党所提出的政策和执政理念。不要去理会有关候选人的出身背景、在本地居住时间长短、是否在近几年才成为本地公民、演讲的态度、年龄等无聊的课题。我们应该专注的是他们所提出的政策是否会对新加坡产生有利的影响，因为新加坡是个法制社会，最终影响大家生活和国家的前途的是通过国会的法案，而不是某个候选人的长相或者经历。最后，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挪出一点时间去了解本地的历史和一些时事课题，因为这些资讯将有助于大家对于各政党和候选人所提出的政策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在比较和分析不同的政策时能够更透彻。

对本人而言，选民的责任不仅限于在投票站里投票的那一刻，而是应该包括投票前的温习和准备。很多时候，大家生活里都会面临选择的情况，例如应该选择哪间学校念书、是否应该买车，而如果买的话应该买什么款式的车子。大家在面临这些选择时，相信很多时候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及些许的研究和探听后才做决定。因为我们深知这些决定或许会对我们有着很大的影响。同样地，在面对选举时，我们的决定不仅会对自己有着很大的影响，也会间接影响到这个国家其他的选民。因此，我们不是应该一样做足妥当的事先准备，才到投票站去投票吗？这应该才是一个选民最大的责任吧。

有效的学习方式

(刊登于联合早报2011年3月13日)

　　由于拥有认知心理学的专业训练，再加上从事与教育有关的行业，经常在社交场合被亲朋好友问及哪些学习方法有效。很多时候，此类问题都源于该亲戚或者朋友正在考虑将孩子送到某些声称可以开发孩子某些潜能，或者让小孩学习事半功倍的训练课程，所以想确认该课程的有效性。
　　而往往在进一步询问有关训练课程的内容和其声称的益处时，常常会发现这些所谓的训练课程声称能带给小孩的益处，要不是没有科学根据，就是夸大其词、近乎离谱。例如，尽管利用视物卡片 (Flash Cards) 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帮助小孩学习，一些机构就在没有独立研究论据的支持下，声称他们所开发的视物卡片训练课程能够增加小孩的智力和学习潜能。
　　有时候，我也碰过训练课程所标榜的功效完全有悖于科学常识的例子。例如，有些训练课程声称透过某种训练方式能够开发所谓“右脑的潜能”，殊不知人类在学习新知识时都会同时用到左右脑，而所谓右脑有未开发潜能一说其实只是个以讹传讹的谬论。因此，本人很多时候给予亲朋好友的建议是：别花冤枉钱。
　　每当我如此奉劝时，大家接着就顺理成章地询问我是否有帮助孩子课业的学习方法。当然，本人都会很乐意地分享研究文献中一些被证实对于学习有效的方法，如测试自己曾温习的内容会比再度温习来得更有效的测试效应 (Testing Effect)、或者是在交叉解答不同题目的习题会比重复解答同一个题目的习题更有效的交叉效应 (Interleaving Effect)、或者是将温习时段分隔会比一次过温习来得更有效的间隔效应 (Spacing Effect) 等等。
　　然而，每当本人兴致勃勃地与亲朋好友分享这些经过研究证实有效的学习例子时，很多时候所得到的回应是些许的失望和不满；原来他们都在期望本人提供一些神奇的学习妙方，而不是这些简单的学习方法。我起初不了解为何大家会有这种反应，直到某天某位朋友一句随口的评语才让我恍然大悟：“哎呀，说来说去还是得温习功课和练习习题，只不过是用稍微不同的方法。我还以为有不用花很多时间温习功课的方法。”
　　我常常在想，社会上会出现这么多声称能够开发潜能的训练课程，是否就源自于人们急功近利的心态？大家都希望自己或者自己的子女能够透过某种神奇的方法，不费吹灰之力就在学业上取得成功，而不需要忍受努力读书的煎熬；仿佛勤奋已经不是一种美德了。因此，他们才想寻找一种以最少努力，却可以达到最大成果的方法，使自己的子女在学业上取得成功。
　　当然，我并非指责所有对于这些声称能开发潜能的课程感兴趣的家长都是急功近利的，有些家长只不过是希望透过不同的途径减轻子女所承受的压力。例如，每当许多亲朋好友听到我阐述有关测试效应时，都会大皱眉头指出，现在学校的学习压力已经很大了，是否还有需要用测试来增加他们的压力？尽管本人试图解释利用测试来温习的方法并不一定会造成压力，不过很多时候我的解释都不被接纳。
　　无论其目的是为了要走学习的捷径，还是想减轻子女的学习压力，大家在急于让自己的子女成为人上人的当儿，是否该让孩子知道，必须也吃得起苦中苦？

任人唯贤与美国梦

（刊登于联合早报2011年2月13日）

对于熟悉美国文化的人，大概都听过所谓的“美国梦”这个概念，也就是只要透过努力和不断的奋斗就能在美国这个国家得到更好的生活条件的理想。很多时候，“美国梦”是为了吸引许多移民到美国寻找工作机会，以及促使许多美国年轻人敢于冒险创业的主要推动力，因为拥抱此概念的人们不需要仰赖特定的社会阶级或者他人的援助，而是可以透过自己的勤奋和能力致富。

　　尽管“美国梦”是个崇高的概念，不过，讽刺的是，美国人如果要提高实现此梦想的概率，或许应该考虑移民到北欧国家、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至少，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近发表的报告显示，美国是在发达国家中拥有最低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的国家之一。许多美国人现今的收入与他们父母过去的收入有正比的关系，暗示其实许多美国人的成就与他们的出身背景和成长时所属的社会阶级有很大的关系。

　　该报告也探讨一些影响各国社会流动性的因素，并且指出个人教育是能够改变个人社会流动性的最大因素之一，而贫困家庭青少年可否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政策，也间接成为影响社会流动性的主因。因此，在美国高等教育费用和学生教育贷款近20年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不难了解为何美国的社会流动性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来得低。

　　如果说一般新加坡人对于“美国梦”感到熟悉，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政府建国至今，一向来都秉持任人唯贤的基础原则，并且极力推崇和实践所谓的“选贤与能制度”。任人唯贤的特质其实与“美国梦”出入不大，因为这些原则背后包含的意义是：无论出身背景和社会阶级，个人只要透过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就可以获得表现的机会。

　　许多国人都以我国采取任人唯贤的制度引以为豪，并都认为这是我国成功的主因。有关当局也极力将此原则体现在实行的多项政策中。例如，当局每年颁发许多奖学金给优秀学生，大幅度津贴本地高等学府的学费，以及透过助学金援助那些有能力考上高等学府的低收入学生。如同本人多次听到的一个说法：不怕你没钱读大学，只怕你考不上。

　　尽管当局极力确保有能力的公民能够获得良好的教育机会，不过前提是个人的能力并不受其他客观条件所影响。很多时候，本地制度是透过学生的学业成绩来鉴定他们的能力。然而，许多国外调查显示，学生的出身背景和所属的社会阶级都会影响他们在学校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有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间接因为其他客观因素而成为任人唯贤制度的漏网之鱼？

　　不仅如此，本地的社会结构从建国至今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变。例如，我们可从李光耀资政近期于莱佛士书院获颁“精鹰奖”（Gryphon Award）时的演讲内容中看到社会结构改变的端倪。根据李资政的说法，现今的莱佛士书院生有六成学生的父母是大学毕业生，属于高收入家庭的阶层，与李资政当年在书院念书时拥有许多来自各社会阶层的同窗的情况非常不同。

　　在社会结构明显改变的情况下，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考虑如何透过不同的政策来更有效地体现出让国人引以为豪的任人唯贤的原则呢？不然的话，当局极力提倡的任人唯贤的精神恐怕会变成某种名不副实的空洞口号，如同“美国梦”其实在美国以外的国家更可能实现一样荒谬。

想像流浪记

（刊登于联合早报2010年12月24日）


我们在生命齿轮转动的空间
舍弃流浪于棋盘式街道布置的权利
在规律方格中挖掘出无形的想像隧道
与嵌入城市的程式共犯私奔
于莫比乌斯带左边的笔直高速公路上

我的挚爱化身成发胖的选美小姐
我与机械的骷髅老爹交换身躯
在木偶和没有幽默感的政治家之间
华尔兹出一场合身的示威游戏
脚步托着死板的现实实现了没意义的娱乐

所有人都跟随着贪污的校长持续不鼓掌
只有我脑袋里那只骂脏话的兔子不停欢呼
因为没有穿着太空服的芭蕾舞者衬托
我们只好拐带无脸上尉口袋中的心脏
让它模仿慵懒的花猫一样在琴键上发呆
规律跳动产生出意外的混乱音符

因为我的挚爱从来没有到过法国
所以我从无名法国电影中剪辑出
一座巴黎铁塔形状的棉花糖
只要放在口中就会灌溉出未来敞开的回忆

因为我不曾当过装上发条的猫头鹰
所以我的挚爱用倒反的西装羽毛了我的身躯
在后知后觉的世界中飞行于自由自在的云朵中
逃离出独裁模特儿亮丽光鲜的魔掌

因为全世界的检查员都剪刀着生活的片段
因为狡猾的商家用广告灌溉了大家的梦田
因为空虚的肥皂剧明星主导了主妇的眼泪
因为后现代的人生变成无聊的真实电视节目
所以我们也只好想像流浪想像中流浪的想像

都是网路惹的祸？

(刊登于联合早报2001年1月30日)

近几年来在阅读新闻时，经常会在社会新闻的报道中，或者是某个专家在分析社会现象的文章里碰到类似以下的句子结构：由于网际网路的普遍，因此XXX的问题也与日俱增。
很多时候，“XXX” 可以泛指很多不同的社会现象，例如未成年少年发生性关系、婚外情、宗教思想极端化、儿童无法在课堂上集中精神、青少年拥有暴力倾向的问题等等。反正只要是反映这些问题的行为稍微跟网际网路扯上关系，例如有些婚外情是透过社交网促成的，或者是有些发生未成年性关系的少年曾经上网浏览色情网站，那么一切都是网路惹的祸。
当然，这种将社会问题的根源归咎于新科技或者新文化的习性并不是什么新的现象。在网际网路成为所有社会问题的代罪羔羊之前，我们也不是经历过咱们社会问题的源头是电视节目、电玩游戏、摇滚音乐、西方文化的入侵等等的阶段呢？或许有些人认为以上科技或者文化对我们社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依旧存在，不过假若综观以上例子仔细去思考，现今的社会问题在较早前就已经存在了，可见任何新科技或者新文化的普遍并非导致这些问题发生的唯一理由，那么为何很多时候许多人都迫不及待地将矛头指向新科技或者新文化，指责它们是导致社会问题的源头呢？
如果换另个角度来看，问题的重点应该是为何多数人在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或者现象时，都喜欢寻找能够解释问题的单一理由呢？或许这跟人类与生俱来为所目睹的现象寻找理由的倾向有关。有许多心理学的实验显示，当人类目睹随机和无规则的现象时，他们总是可以为此现象冠上一个理由。以下实验是个显示此人类倾向的好例子：有位心理学者吩咐一群学生利用电脑键盘去控制电脑荧光屏上的一个物体的移动，并且摇他们找出控制物体移动的规则。然而，这些学生并不知道其实荧光屏上物体的移动其实是随机和无规则的，而移动的方向完全与他们所按的键盘按钮毫无关系。然而，在实验结束后，这些学生都兴致勃勃地向研究学者报告他们所发现的“规则”。就算事后研究者将事实告诉这些学生真相，不过许多学生都不相信，并且指责研究者说谎。
就如同学者Nassim Taleb在他的书《The Black Swan》所指出，多数人在面对任何社会现象时，都会情不自禁地为此现象冠上一个叙述，无论叙述的真伪是否有客观的证据支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多数人都对于毫无理由或者解释的现象感到非常不安，因此必需努力地制造某种理由或者解释来使自己觉得安心。只要有一个似乎合理的理由，无论理由是否正确，这个混乱的世界就变得比较容易理解和解释。
或许是因为这种心态，很多时候一些新的科技和文化才会成为代罪羔羊，因为在多数人简单、容易理解和不容许任何随机因素存在的的世界观里，这些东西颠覆人们习以为常的世界。因此，它们在人们心中也就很容易成为制造社会问题的罪魁祸首。
当然，本人并非说新科技或者新文化不会制造社会问题，只是想说任何社会问题都是多层面和由许多因素造成的，并非用个单一理由就能够解释。或者说，有时候有些社会现象的发生是其实是随机和不按照任何规则的，其实也没有什么理由或者解释而言。如果我们无法认清这点，很多时候想要透过政策来解决所谓的社会问题时，就会白费精力了。

If there was a poem about this love

It would be typed on the computer
Semantics digitised and feelings magnetized

She walked past the story
Unaware the cameras were rolling
Lights, props, and actors all in place
I had to forget my lines at that point

Although it never started
It would end
With me throwing rocks into the ocean
The waves pushing time into my life

If I return to the middle of the story
She would be standing in front of me
Her face blurred
By the scratches of my pencil
No matter how hard I tried to sketch her
It is an image from history

I remembered that I've forgotten her
On the last day we parted
The cold trees lined a path
All the way into my colourless dream

Are all love poems melancholic?
Because our existence is too dull
To screw our perspective on life
Sorrow the antidote for emptiness

If she was aware
Of the world created in my head
Would her presence fill the void?
Pushing love out of this poem?

How could I love an image so clear?

A love that waits to be unloved

压力太大？

(刊登于2010年8月29日)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大势所趋，近来经常听到周遭许多人埋怨社会的节奏越来越紧凑，生活倍感压力。无论是学生或家长抱怨课业沉重，以致怪罪于教育制度，或者是上班族和劳工族埋怨繁重的工作量和微薄的薪金，大家都似乎把“我觉得压力很大！”挂在嘴边，当成口头禅。
　　要不然翻开报纸或打开电视机、收音机，就会读到或听到有关现代人压力越来越大以致生活彷徨，或者现在的小学生跟以前相比，非常可怜，因为他们被课本压得喘不过气，已经失去了童真。无论是从所谓知识分子的笔下或者媒体工作者的口中，大家都在阐述：现代生活给人们带来无数的压力，令人无法负荷。
　　现代生活的压力真的这么大吗？翻开报纸，看到世界上许多地方发生自然灾害或者战争，许多人因而流离失所。例如，最近巴基斯坦发生严重的水灾，死了数千人，而生还者面对了粮食短缺和染上传染病的威胁。我倒想知道，人们是否叹息灾害如何悲惨后不久，就向他人抱怨自己生活压力很大。
　　也许这样的比较有些欠缺公平。毕竟新加坡已经不是第三世界国家，也独天得厚，鲜少有自然灾害的侵袭。当然，我国也曾经是第三世界国家，也曾被自然灾害侵袭。母亲小时候就曾目睹两个弟弟因水灾而丧命。她也因为家境贫穷而无法受教育，必须在外公到外头工作时，帮忙外婆照顾年轻的弟妹。对于当时的母亲而言，她最渴望自己有机会接受教育，因为跟每天都不知道下一餐有没有饭吃的压力比起来，在课堂的压力应该相对是某种幸福吧？至少，这是母亲在我还在念小学时所给予的训话，尤其是每当我大声嚷嚷不想念书的时候。
　　不过，这样的比较或许还是欠缺公平，我们怎么能够用现在的生活标准跟过去的生活标准比较呢？如果要比较的话，也应该用第一世界的西方国家来比吧？例如美国、澳洲或者欧洲，许多有本事和能力到这些国家留学或者工作的新加坡人不是大赞这些地方的生活节奏没有本地快，压力也没那么大吗？
　　当然，这些国家现在普遍面对失业率上升，非一流大学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问题，这大概与缓慢的生活节奏没什么关系吧？还有，在这些国家如果失业的话，不是可以享受到社会福利津贴吗？那么，为何这些国家的报章出现许多在经济不景气下找到工作的人感到庆幸的报道呢？近几个月来，让本人印象深刻的一篇报道，就属《纽约时报》访问一名美国人，他在失业良久后找到工作时所发出的感慨：有工作真好，因为就算工作压力再大，也不比失业时那种失去自尊的压力来得大。
　　其实，咱们现在的生活压力大不大，很多时候都是看拿什么情况来做比较。许多心理学的研究显示，很多时候人们对于环境或者待遇好坏的主观看法会受到所选择的比较标准的影响。如果各位下次想要埋怨自己承受很大的压力时，倒不如想想至少压力的来源不会置你于死地，不像那些承受自然灾害或者战争的人们。如果要抱怨功课或者工作压力大时，不如想想那些想要读书却没办法读书的穷孩子，或者那些因为经济不景气而长期失业的人，你就会觉得自己所承受的不是压力，而是某种伪装的幸福。
　　 这样的做法是自欺欺人，还是重新学会珍惜自己所拥有的，这就见仁见智了。

人脑潜能未开发？

(刊登与联合早报2010年8月15日)


本人经常听到一个有关人脑运作的认知是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只运用大脑10%的功能，而其余90%都是未开发的潜能；如果可以通过某种方法或者课程开发其余的潜能，我们就可以增加自己的思考能力、办事能力和创意。对于此论点，本人不仅多次在谈话中听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朋友们阐述，也经常从不同媒体的管道接触到此论点，尤其从是那些兜售着声称可以开发脑部潜能的产品的商人们。

尽管一般人将此论点当成是一种自我激励的方法，不过很可惜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自从脑部扫描仪器贝发明后，研究人脑的科学家就已经透过无数脑部扫描的资料确认人们其实无时无刻都在使用所有大脑功能的事实。当然，在脑部扫描仪器贝发明前，许多研究脑部受创病人的科学家就已经揣测人们无时无刻都在运用大脑所有的功能，因为很多时候就算是一小部分的脑部受到创伤，病人的行为和思维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不仅如此，如果从进化论的角度来分析此论点，就会得到此论点是个错误认知的结论。尽管人脑平均只占了一个普通人大约3%的体积，不过它却是所有器官当中最耗能量的器官，平均用上了一个普通人大约20%的能量。由于人类的祖先生活在非常苛刻的环境中，因此大自然绝对是不会允许任何人类拥有一个耗费这么多能量而在平常仅是发挥10%能力的器官，只因为这其余的能量可以转换成用来躲避掠食者的肌肉，或者是在找不到食物时的紧急能源。

每当我向发表此论点的人指出这是个错误的认知后，我发现我可以用多数人在当下的反应将他们分为两组。第一组的人通常马上提出强烈抗议，并且指出本人所提出的证据无法推翻人们可以透过某种方法开发脑部潜能的理论。无独有偶的是这组人很多时候都是在此方面的利害关系者，不是正在推销某种可以开发脑部潜能的产品，就是已经花了钱购买以上产品者。

至于另一组人，他们的反应没有如此强烈，很多时候不是表示失望，就是表示他们不知道以上论点是个错误的认知。然而，这组人的接下来的问题几乎都一致，就是讯问本人是否知道有任何方法可以让他们以最少的时间和精力来使自己在某个知识领域成为佼佼者。换句话说，他们还是很想知道是否有任何方法可以开发连自己都不知道的潜能，尽管用了个拐弯抹角的方式来讯问。当我也很拐弯抹角地指出只有刻苦耐劳的练习才能让人在任何知识领域中成为佼佼者，这些人的失望可想而知。

从小到大，本人就一直被灌输着(也同时灌输别人)刻苦耐劳是成功的不二法门，无论是在知识的领域或者是学习任何技能都一样。不仅如此，许多有关人类学习的研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就是如果要在任何知识领域成为所谓的专家，就必须比常人下更多的功夫。然而，我们可以从社会上许多兜售开发脑部潜能的产品和相信一般人平时只运用了10%脑部功能的例子得知要刻苦耐劳才能成功的想法并不是很受欢迎。

本人在多次遇到以上状况后，不禁质疑这种渴望开发自己脑部潜能的想法是否源于人类某种潜在的惰性。或许，很多时候大家都很清楚自己应该做的东西，只不过因为惰性使然，所以才钻牛角尖地去寻找某些虚构的方法，而这大概也解释为何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只运用大脑10%的功能的错误认知到现今还如此普及吧。

亲子教育可以用选择代替吗？

(刊登于联合早报2010年8月1日)

由于自己还没有当父亲，因此以下言论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只能算是纸上谈兵。

然而，因为周遭有些朋友的儿女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所以和他们见面时，话题难免围绕着亲子关系和养育儿女的课题上。当然，很多时候话题都是从朋友讯问我如何从心理学的角度与孩子沟通的问题开始。不过，每当我向他们解释我所钻研的领域并非儿童心理学，因此无法给予任何专业的协助时，话题的重心就转到了朋友们养育儿女的经验和所面对的种种问题。

从与朋友们的谈话中，本人不难发现一些大家都爱的话题。例如，那些孩子即将上小学的朋友就开始讨论如何能够替小朋友报考所谓的 “明星小学”，从搬到这些明星小学的周围到距离小孩报考小一入学的两三年牵就到这些小学当义工的招数都不算什么，我甚至听到有些父母为了增加小孩能够报考明星小学的机会而不惜花钱在附近租房间但却又不搬入所租的房间的故事，只为了能够获取报考入明星小学的资格。

或者说，那些孩子还在幼稚园的朋友就会大谈应该让小孩参加哪些培训课程，如芭蕾舞课程、游泳课、语文正音和培训班等等。不然的话，就是讨论哪些儿童教材最好。如果有一群拥有同样年纪的孩子的父母在场的话，那么大家就像勤劳的学生一样交换笔记，互相向彼此介绍哪个芭蕾舞学校比较好，或是应该让孩子参加哪个培训课程才对小孩最有益，或是可以购买哪个教学影像光碟给孩子看。

本人听了许多有关养育儿女的话题后，突然发现有个不断重复的主题，也就是许多年轻的父母在谈论如何养育儿女时，其中的重点并非在于花费时间和精力来亲自教导自己子女，而是在于花费时间和精力替孩子做出最好的选择。例如说，选择最好的明星小学、选择对孩子有益的培训课程、选择能够同时娱乐又教育孩子的儿童教材，仿佛只要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就等于给予孩子某种教育。

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些父母的行为都是出自对于孩子的关怀，只不过本人总觉得这种做法似乎有些本末倒置。与其大费周章去设法让小孩能够报考入所谓的明星小学，为何不将同样的时间用在亲自教导孩子呢？难道是因为感觉当父母的责任过于重大，所以才选择寻找专人来代替自己负责小孩的教育吗？毕竟，就算自己会游泳，也未必能够确保能够有效地教自己的小孩游泳，倒不如聘请个专业的教练来教导。

如果按照此思维逻辑去看待以上现象，这是否是种变相的责任推卸呢？例如说，如果小孩的某某东西不够好，绝对不是父母对于孩子的教育不足够，因为父母已经替孩子选择了优良的学校／培训课程／教练了。如果要追究责任，都是那个学校／培训课程／教练的错。

当然，这种指责或许有些欠缺公平，因为现在许多父母都忙于事业，就算他们想花多一些时间来亲自教育孩子，恐怕很多时候都只是力不从心，而用良好的选择来代替亲子的教育或许只是某种不得以的下策。或许，本人在将来当了父亲后，也会因为种种理由而无法亲自教导自己的小孩，而跟那些已经当了父母的朋友一样。

都说了，自己还没当父亲，所以以上言论或许只是在纸上谈兵罢了。

媒体与科学新闻

(刊登于联合早报2010年7月11日)

最近和大学时期指导本人的教授吃饭闲聊时，除了互相交换了教育的心得外，谈话的内容当然还是三句不离本行般地围绕着最近发表的心理学研究。在我们所讨论的话题当中，包括了近期于美国的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发表的一篇有关学习风格(Learning Styles)的报告。

所谓学习风格的概念指的是不同人有着不同学习风格的说法。这其中的学习风格包括视觉、听觉等等。根据许多推崇学习风格的人士而言，教育工作者应当针对每个人不同的学习风格而施教。例如，教育工作者应该利用视觉讯息去教导拥有视觉学习风格的学生，如此一来教学才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应。

该报告综合了近二十年来对学习风格此理论的研究后，指出尽管学习风格的说法在大众意识和教育工作者中很普遍，不过支持该理论的证据却是微乎其微。因此，撰写该报告的学者们还呼吁教育工作者们不应该把教育资源浪费在没有实质证据支持的学习风格理论上，反而应该将资源转向拥有许多证据支持的教育方法上。

对于此结论，教授和我并不感到意外，反而认为此结论理所当然。这是因为我们几年前在讨论此课题时就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当然，我们当时的结论仅是源于咱们对于人类处理资讯的知识而做的揣测，而并非像以上学者一样系统性地参考了研究文献。然而，我们在几年前讨论此课题的动机却和撰写该报告的学者一样，就是对于咱们周围许多教育工作者毫不保留地接受学习风格说法的现象感到不安。

在讨论此报告的内容后，我对教授表示自己希望此报告可以改变许多人的看法。然而，教授并没有认同我的看法，反而认为此报告的发表并不会改变什么，相信学习风格的人还是会相信学习风格的说法，不会为此报告的结论所动摇。对教授而言，要改变一般人的想法是十分困难的事，尤其是在大众已根深蒂固的想法，绝不会因为某些学者的澄清或者报告就能够改变。

仔细想想，教授的话也并不是完全没道理，并让我想起了一般大众对于所谓莫扎特效应(Mozart Effect)的看法。许多大众都认为让孩子聆听莫扎特的音乐有助于孩子的智能发展，尽管从该说法开始至今有许多研究显示该效应没有科学根据。就在几个星期前，我的某位亲戚才花了一笔钱购买莫扎特的音乐播给她的女儿听，希望能借此提升女儿的智能，尽管我一再提醒这位亲戚莫扎特效应毫无证据支持。

为何在公众意识根深蒂固的想法如此难以改变呢？当然，这其中的原因或许有很多，不过本人认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有些媒体并没有能力去处理有关科学研究的新闻，导致许多相关的研究无法渗透到大众意识内，改变一些根深蒂固的错误想法。许多媒体工作者不是毕业于大众传媒系，就是毕业于人文学系。尽管也有媒体工作者毕业于科学或者理工学系，不过我相信这些媒体工作者属于少数。因此，对于有关科学研究的新闻，多数媒体工作者其实都是在处理他们不熟悉的知识领域，难免就会出现思维上的盲点。

不仅如此，许多媒体在报导有关科学研究的新闻时都缺乏所谓的“新闻记忆”，很多时候并没有彻底地跟进某些科学研究的后续发展。就拿所谓的莫扎特效应做为例子，此效应其实源于某篇初步的研究报告，而许多媒体在得知了此报告后就对大众大肆渲染聆听莫扎特音乐能够促进儿童智能发展的消息。然而，这些媒体却忽略了许多之后显示莫扎特效应其实不存在的研究报告，没将这些不支持莫扎特效应的研究浮现到大众意识中。当然，一般大众也不会去阅读专业的科学报告，如果媒体没有进一步跟进的话，也难怪有时这些错误的想法会在大众根深蒂固。

当然，本人之所以知道学习风格和莫扎特效应没有科学根据是完全因为自身的专业训练。本人也多次遇到类似状况：从媒体上得知一些有关其科学领域的讯息后，在与拥有该领域的专业训练的人士交谈时才发现该讯息不是完全错误，就是过于简单化。此现象或许也体现了现今媒体所面对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在许多有关科学和科技的知识变得越来越专业的趋势下，媒体们是否能够依靠原有的操作模式来正确地报导有关这方面的新闻呢？

Craig Ferguson's Fabulous Swearing Cute Bunny

This is Craig Ferguson's newest puppet. It's freaking awesome and makes me laugh every time I watch it.

立场与不立场之间

（刊登于联合早报2010年6月6日）


在2010年世界杯的脚步声渐渐靠近时，许多本地球迷的并非以一颗期待的心面对，而是有些担忧和忐忑不安地等待本地的电信公司与世界杯主办当局谈判的结果，希望本地电信公司可获得转播世界杯赛事的播映权。如果留意本地球迷在网上空间对此课题的讨论，就不难发现在谈判过程中所冒出的一个论点，也就是许多球迷希望有关当局能够出手干涉，代替电信公司竞标世界杯赛事的播映权，然后免费在公共电视转播。

当然，电信公司最终获得了世界杯赛事的播映权，而相继推出世界杯赛事的配套。然而，也有许多球迷对电信公司所推出的配套不满，声称其配套过于昂贵。有些球迷(如同本人)选择不观看世界杯，也有些球迷选择其他途径，例如到邻国观看球赛。当然，也有些球迷呼吁有关当局能够出手干涉，免费播放所有的世界杯赛事。 其实，如果仔细想想，人民要求有关当局出手干涉的例子不仅限于世界杯赛事的播映。前几年的金融海啸发生后，许多购买了被金融海啸所影响的金融产品的人也要求有关当局出手干涉，希望有关当局能够帮他们主持公道。

本人在思考球迷认为有关当局应该出手干涉的看法时，不禁觉得整个事件有些讽刺。本人从小到大经常听到的一个说法就是许多新加坡人觉得有关当局过于干涉人民的生活。无论是从咖啡店市井小民的谈话中，或者是知识份子的笔下，都表达出有关当局不应该干涉人民生活的看法。因此，在长久以来听到这类的评语后，突然听到球迷希望有关当局对于某些社会现象有所干涉时，难免觉得有些荒谬。

从某个角度来看，这种要求有关当局干涉的行为让本人联想到电影或者电视剧常看到的某个情节：被宠坏的青少年一直要求父母给予自己更多的自由和空间，然而自己一个人在外头生活遇到困难时就立即要求父母的援助。简单地说，我们不能一边要求有关当局给予我们更多自由和更少干涉后，在碰到让自己不满意的事件时就转身向有关当局哭诉，要求他们出手干涉。

当然，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此课题时，浮现在台面的辩论就变成有关当局在人民生活和国家经济里所应该扮演的角色。当然，拥有不同理念的人对于此辩论会拥有不同的立场。例如，本人许多拥护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的朋友都会强烈反对有关当局干涉市场的运作的任何动作。或者，拥有民主社会主义倾向的本人就认为有关当局应该在某种程度上监督和管制市场的运作。当然，此课题并没有所谓简单的答案，本人如果试图在这篇文章里结论，就会把此辩论过于简单化了。

然而，无论各位抱持着什么理念和对于有关当局应该在咱们生活所扮演的角色拥有什么看法，最重要的是应该对于自己所抱持的想法和立场贯彻始终吧。例如，认为有关当局应该少干涉人民生活的人，就不应该在市场条件不利于自己时跑去向有关当局哭诉。或者说，支持有关当局干涉市场运作的人，也不该在缴税时埋怨有关当局仅会剥削人民。本人想说的是，大家可以拥有不同的立场，不过至少要对于此立场一以贯之，要不然就变成只会要求有关当局照顾自身利益的被宠坏的人民罢了。

在我们批判之前

（刊登于联合早报2010年5月16日）


最近朋友透过电邮转载了一篇本地某位伪知识份子所发表的文章，其文章内容大概如此：这位仁兄在自己的工作领域接触到许多本地的年轻人和同年纪的新移民后所得到的结论是本地的年轻人不比同年纪的新移民来得刻苦耐劳和有上进心，因为本地的年轻人过惯了舒适的生活，已经没有所谓的冲劲。该仁兄还扬言，如果任由这种惰性滋生，在不久的将来内会出现新移民的总理。
其实，该位仁兄的看法并不独特，因为本人经常透过媒体和与朋友和同事的对话中听到此看法被阐述。当然，本人也发现并非所有阐述此看法者都会将本地的年轻人与同年纪的新移民比较，有些人比较的对象是 “上一代的人” (有趣的是不同年龄层的比较者所指的 “上一代的人” 都是他们所属的那代)，不过所阐述的论点的大纲却大同小异，也就是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没有能耐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
每当本人听到此论点被阐述时，不禁会反问提出论点的人：你怎么能如此确定呢？你有证据显示本地的年轻人比不上同年纪的新移民 (或者上一代)？当然，被反问的人立即会提出许多符合论点的亲身经验，例如当教师的就会以学生为例子，或者当上司的就会以年轻的下属为例子。
当本人指出这些都是轶事证据 (anecdotal evidence) 时，无法有效支持他们的论点时，被反问的人通常会不是以他们只是提出看法而非事实，所以无须提供证据的理由辩护，就是恼羞成怒地质问本人能够提供本地的年轻人比同年纪的新移民(或者上一代)优越的证据。有些人甚至指出本人因为是新加坡人(或者是年轻人)，才会站在此立场上有意为本地的年轻人辩护，并且带着某些嘲讽的意味叫本人别这么 “大新加坡主义” (或者别成为所谓Y世代的盲目拥护者)。
其实，本人并不是想提出本地的年轻人不比同年纪的新移民(或者上一代)逊色的论点，因为本人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此论点。让本人不舒服的并非是本地的年轻人较为逊色的论点，而是许多人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就把此论点当成事实看待的现象。再怎么说，此论点基本上是在否定社会上一整个年龄层的看法，提出来的人至少也要拿出某些数据或者研究报告来说服本人吧？
如果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此现象，不难发现这就是所谓刻板效应导致的认知偏差。由于对于某族群的人拥有某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因此在与此族群的人接触时，只会留意到符合原先持有观念事物，而不会去注意到不符合原先持有观念的事物。换句话说，如果一直认为本地的年轻人比同年纪的新移民逊色，那么我们只会留意和记得那些表现不好的本地年轻人和那些表现优越的新移民，就算是看到表现优越的年轻人也会视而不见。
不仅如此，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文献里也有一个与刻板效应有关系的自证预言(Self Fulfilling Prophecy)现象，指的是人们对于事物的期盼常常会间接改变自己与他人的行为互动，而其改变也会间接导致事先所期盼的事物成为事实。比如说，如果某位上司认为本地的年轻人较为逊色，就不会安排有挑战性的职务让属于此族群的下属胜任。这无形中使到下属没办法表现，而最终也就成就了该位上司原先的看法。对于例子中的这位下属而言，这无形中也成为了某种恶性循环。
本人再次重申，自己并无意提出本地年轻人不比新移民(或者上一代)逊色的论点，因为本人实在也无法提出任何支持此观点的证据。本人只是在担心，如果大家都把没证据支持的观点当成事实，那么我们会不会因此无意中造成不必要的自证预言现象呢？

Craig Ferguson's Twitter Jingles......

I'm a big fan of Craig Ferguson's Late Late show, and there is a segment in his show in which he will read out viewer's email. Recently, after he has gotten a twitter account, he started reading out his follower's tweets as well. Before he reads out the tweets and emails, he will play an email jingle in which he pays tribute to either a musical icon (e.g., Dylan, Bowie) or a particular musical style....

I thought these jingles are quite interesting and hence am sharing them here.... Which do you like best? I like the original and the Eurotrash version a lot, while the Dylan version also gets high marks for parodying Bob Dylan's Subterranean Homesick Blues.... 

Original "Electronic" Jingle

Country Styled Jingle

David Bowie Version Jingle

Bob Dylan Version Jingle

Eurotrash Version Jingle

Michael Specter: The danger of science denial

学习双语到底好不好？

（刊登于联合早报2010年3月28日）


经常听到一个对学习双语的疑问，就是学习两种语文到底利多于弊或是弊多于利。在本人那些已经育有子女的朋友之中，认为利多于弊的朋友坚持小孩从小就尽量接触双语，并且有意地在小孩面前运用两种语文。

然而，那些认为弊多于利的朋友却认为如果过早让小孩接触双语会影响小孩的语言发展，使他们日后运用语文时会形成不伦不类的情况。我甚至听过有些父母告诉他们的小孩只要搞好英文就可以了，第二语文如果不学也罢，尽管我国实行双语教育政策。

到底学习双语是否有利？根据近期在《心理科学进展》发表的一篇综合报告显示，此问题的答案是学习双语有利也有弊。在总合近二十年来在双语和单语使用者所进行的研究后，该报告指出使用双语者的认知能力随着年龄衰退的速度比使用单语者来得更慢。这也是学习双语的其中一个利。

为何使用双语者的认知能力比较慢衰退呢？多数人在开始衰老时，其中一个退化最严重的认知功能就是认知控制(cognitive control)。认知控制就是人们在进行思考或者任何思维任务时所运用来压制不相关信息和思维的一种认知功能，是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注意力和多任务处理(multitasking)这些其他认知功能不可缺少的一环。当双语使用者在使用其中一个语言思考时，他们必需压制另一个不被使用的语言的语法和词汇，以确保正在使用的语言不受到干扰。也就是说，双语使用者在说话或者书写时就同时在运用认知控制，而单语使用者却没此机会。在长期广泛运用认知控制的情况下，双语使用者的认知控制理所当然地比单语使用者得到更多的训练。这使到一般双语使用者的认知控制能力比单语使用者的来得强。根据初步研究显示，双语使用者的认知控制能力比单语使用者平均迟4年开始退化。

当然，使用双语也并非完全无弊。有许多在不同双语社会所进行的研究都一致显示双语使用者的词汇量比单语使用者来得少。在近期一个调查1700名年龄介于3岁至10岁的小孩的英语词汇量的研究显示，使用单语的小孩的英语词汇量在每个年龄层都比使用双语的小孩来得高，尽管那些使用双语的小孩都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不仅如此，双语使用者在一些测试语言处理的认知任务中的成绩都比单语使用者略为逊色，例如在词汇判断作业(lexical decision task)和词汇流畅性作业(verbal fluency task)这些测试人们从脑中取出词汇的效率的作业。换句话说，双语使用者从脑中提取词汇的速度没有单语使用者来得快和顺畅。

或许，那些认为学习双语弊多于利的读者会以双语使用者从脑中提取词汇的速度较慢的事实来替自己的立场辩护。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双语使用者的这些缺陷只有在严谨的实验室测试才显示出来，而其差别其实对普通的书写和会话的影响微乎其微。也就是说，在一般的书写和会话的情况下，我们几乎无法察觉双语使用者和单语使用者的差别。

总合这些对于双语使用的研究，学习和使用双语似乎有利也有弊。然而，本人认为其利多于其弊，因为学习双语对于语言处理的负面影响在普通会话和书写上难以察觉，而如果学习双语能够让人们的认知能力随着年龄更慢地退化，本人认为这非常划算。就如同知名双语学者Ellen Bialystok所说，如果有更多研究证实双语使用者的认知控制能力比单语使用者平均迟4年开始退化的事实，这将对于预防衰老的公共政策起着很大的影响。试想想，如果能够将认知退化延迟4年，将会比市面上任何药物来得有效，而在长期内也会为整个国家省下多少的医疗开支。

Critical Thinking

Another good video from QualiaSoup on critical thinking.

Sam Harris: Science Can Answer Questions About Morality

Craig Ferguson Iron Man Trailer

Another funny Craig Ferguson Clip

如何谈精神病而不色变？

（刊登于联合早报2010年3月14日）


最近到某位朋友的亲戚所经营的咖啡厅餐馆用餐后，无意间与老板娘K女士闲聊起来。当她得知我在大学主修心理学时，话题就转移到她的女儿身上，因为K女士怀疑女儿患上忧郁症。

这并非本人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因此熟练地回应K女士说自己并非心理医生，所主修的心理学领域也并非与忧郁症或者精神病有关，无法给予专业的诊断。不过，我提供了一些有关忧郁症患者的信息，并且鼓励K女士如果真的怀疑女儿患病，就该带她到心理健康学院（前板桥医院）接受专业诊断。也在预料中，她一听到心理健康学院，脸色马上大变，一直摇头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女儿并非“神经病”，若带她去的话，别人会如此认为。

在最近的财政预算案辩论中，卫生部长许文远宣布政府将增拨5700万元壮大精神病护理队伍，以维持一个能够让精神病患者逐渐重返社会的长期机制。该精神病护理队伍除了负责照顾那些居留在心理健康学院的病人外，也负责跟进出院后的病患。

本人认为此政策非常可取。由于已故的外婆是精神病患者，也曾目睹身边的朋友受到各种不同的精神病症所困扰，因此深深了解精神病患者如果想要康复或控制病情，是需要许多方面的支援和关注的。但此政策还不足够。如果想要进一步提高新加坡人的精神健康水平，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是必须教育一般大众改变对精神病及患者的态度。

本人发现许多国人与K女士一样，对精神病及患者都有几种误解。其中一个是：许多人认为到心理健康学院接受治疗是一件可耻和见不得光的事。这大概是因为心理健康学院的前身——板桥医院内的多数病人都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所以一般人都认为：只有精神分裂者才到那里看病。然而，现在的心理健康学院除了诊断和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外，也负责诊断和治疗其他心理病症，如忧郁症、强迫症、躁郁症、失眠等病症。在步伐紧张的现代社会里，这些病症其实很普遍，心理健康学院所提供的服务不仅仅是针对精神分裂症患者，也包括许多情绪一时无法调整过来的普通人。因此，本人认为有关当局有义务将这个信息传达给大众，以消除他们对心理健康学院的偏见。

另一个误解是：许多人认为，如果某人患上精神或心理病后，就没办法康复，也没办法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了。他们或许因而无法接纳曾经患有精神或心理病的人。然而，这是错误的想法。许多心理病患者在妥当的治疗下，是可以完全康复的。就算有些患者无法完全康复，但在适当的治疗和照顾下，大部分患者都可以通过药物控制病情，和一般人一样过正常的生活。因此，如果当局希望精神病患者能够重新回返社会，就必须教育大众改变对精神病患者的态度。

如果当局能够有效地教育大众有关精神病的正确信息，这对提高新加坡人的精神健康水平将会事半功倍。不仅如此，如果大众对于不同的精神和心理病症有更多的认识，他们能更早察觉到周遭的人或许患病，并提供援助。至少，本人日后若向他人提议将疑似患有精神或心理病的亲友送到心理健康学院接受诊断时，就不用再面对类似K女士那种脸色大变的反应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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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Kahneman: The riddle of experience vs. memory

I heard a similar talk from Daniel Kahneman two years ago when he was the keynote speaker at Psychonomics 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