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之后的新指标？

(刊登于联合早报2011年5月22日)


在大选的成绩尘埃落定之后，执政党对于大选成绩的反应是表示要改变以往的执政风格。无论是从各议员重申要改善与选民沟通和互动的方式，或者到新内阁的名单，似乎都突显执政党对于自我更新和改变的决心。

尽管执政党表示要改变以往的执政风格，不过这是否意味执政党会改变或者重新考虑现有的政策，许多政治评论者的看法都不一致。有些评论者认为执政党既然保留了绝大部分的议席，因此在政策上不会有太大的更变。当然，也有些评论者认为执政党会因为担忧下一届大选的成绩而重新检讨现有的政策。 无论如何，执政党是否会改变现有的政策还是一个未知数。

无论执政党在接下来五年内是否会检讨并且改变现有的政策，身为选民的本人最期望看到的是某种执政思维上的改变。在本人的印象中，每当有关当局在大选前和大选期间提出和维护任何政策时，其出发点总是以经济理由为考量。例如引入外来劳工可以为我国带来经济增长，或者说调高公共交通的收费是为了确保交通服务不会出现赤字，就连部长们部分的薪金和许多公务员的奖励花红都是根据国内生产总值来计算。如果可以的话，本人希望有关当局在接下来的五年内在提出和推行政策时可以稍微改变以经济考量为主的执政思维。

当然，本人不是说经济发展对新加坡并不重要，或者是政府在实行任何政策时不该考虑其政策所需要的经费和开支，或者是预算如果出现赤字也没问题。再怎么说，本人也不希望新加坡出现类似希腊或者爱尔兰面临经济破产的情况。然而，如果有关当局在提出政策时仅是采取经济发展至上的思维，而不去考虑其他民生的因素，那么某些政策的体现就会显得欠缺人情味，而有关当局在执政的风格上也会与一般大众的期待有些落差，就如同于大选期某些在野党和民众所提出的 “Singapore Incorporated” 的称号一样，批评执政党管理民生的方式就如同企业管理，而非从治理国家的角度去经营。

或许，本人对于有关当局的指责有些欠缺公平。毕竟，我国政府并非唯一利用与经济增长相关的指标来衡量国家增长和进步的国家，许多其他国家也如此。这是因为经济学是研究社会如何利用和分配有限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动的科学，所以其学术的指标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增长和进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不足为奇。

然而，经济学一向来也饱受许多学者的批评，指许多理论替人类行为所做的假设并不实际，甚至忽略了人为的因素。因此，近十到二十年内，许多经济学者在考虑到这点后，都纷纷与心理学学者合作，重新探讨主流经济学对于人类行为所做的一些假设，也同时促成了类似行为经济学 (Behavior Economics) 的学术，从中也产生了一些所谓衡量幸福感 (well-being) 的指标。
或许是因为本人职业训练的关系 (毕竟行为经济学与心理学有很大的关联)， 本人倒是希望有关当局在接下来五年除了只利用经济指标外，也可以考虑将这些衡量幸福感的指标来衡量我国的增长和进步。例如，在评估交通部的成绩时，除了考虑是否超出预算或者公共交通是否取得足够的利润的同时，也应该考虑一般公共交通使用者的满意度。

毕竟，治理国家并非企业管理，尤其是在本地现有的国民与初期建国的国民有所不同的前提下。 如果有关当局想要有效 “治理”，就必需走出传统的执政思维，利用经济指标以外的指标来衡量我国的增长和进步，要不然恐怕就只能停留在 “管理” 的阶段了。

选民的责任

（刊登于联合早报2011年4月24日）


面对即将展开的选举，我有几位朋友都持有相同的态度。尽管所支持的政党都不同，不过他们似乎在选举活动开始之前就已经做了决定。例如，我的朋友S声称无论是谁到她的选区竞选，她都会投票给反对党，因为她认为反对党在本地属于弱势，因此她认为自己有义务支持反对党，好让新加坡国会拥有另类的声音。反之，我另一位朋友N很坚决地表示他只会投票给执政党，因为他全家人一向来都支持执政党，所以他也不例外。

当这些朋友问我在即将来临的大选要支持哪个政党时，我总是跟他们说自己尚未决定，而且很有可能到投票当天也未必能够做出决定，其中的原因是我对于不同政党所提出的政策和理念都有赞同和反对之处，因此没办法在仔细研究各政党所提出的政策之前做出决定。

很有趣的是，朋友们很多时候都会把这种中间选民的态度解读成支持 “另一方” 的证据，然后会用带着些许不耐烦的语气指责我这种态度是反对党无法在本地政治拥有强而有力的声音／会导致执政党为了讨好中间选民而不敢提出一些不受欢迎的政策。
在任何一个选举，我们经常听到的是有关候选人们的资历，他们对于国家的责任，以及他们对于民生了解的程度。然而，我们鲜少听到有关选民的资历、责任和对于本地政治过程的了解。在任何一个民主制度里，如果我们期盼此制度所遴选出来的执政者能够有效地为人民服务和领导人民，其中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是人民必需了解政府的运作、选举的过程，以及候选人所提出的观点和所提倡的政策。

因此，在即将来临的大选，身为新加坡公民的本人恳请所有新加坡选民在投票前去做某些准备工作，因为我们的选票将会影响接下来几年的新加坡。第一，我恳请大家去熟悉本地选举的过程和制度，因为这将让大家了解选票如何实际地影响各候选人当选的机会。本人曾经接触过许多不同年龄和社会阶层的新加坡人，发现他们无法分辨集选区和单选区之间的不同。第二，我恳请大家去熟悉本地政府的运作方式，因为这将让大家了解候选人们当选后所拥有的权力和义务。

不仅如此，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学习本人当一个中间选民，积极地去了解和研究各政党所提出的政策和执政理念。不要去理会有关候选人的出身背景、在本地居住时间长短、是否在近几年才成为本地公民、演讲的态度、年龄等无聊的课题。我们应该专注的是他们所提出的政策是否会对新加坡产生有利的影响，因为新加坡是个法制社会，最终影响大家生活和国家的前途的是通过国会的法案，而不是某个候选人的长相或者经历。最后，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挪出一点时间去了解本地的历史和一些时事课题，因为这些资讯将有助于大家对于各政党和候选人所提出的政策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在比较和分析不同的政策时能够更透彻。

对本人而言，选民的责任不仅限于在投票站里投票的那一刻，而是应该包括投票前的温习和准备。很多时候，大家生活里都会面临选择的情况，例如应该选择哪间学校念书、是否应该买车，而如果买的话应该买什么款式的车子。大家在面临这些选择时，相信很多时候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及些许的研究和探听后才做决定。因为我们深知这些决定或许会对我们有着很大的影响。同样地，在面对选举时，我们的决定不仅会对自己有着很大的影响，也会间接影响到这个国家其他的选民。因此，我们不是应该一样做足妥当的事先准备，才到投票站去投票吗？这应该才是一个选民最大的责任吧。

有效的学习方式

(刊登于联合早报2011年3月13日)

　　由于拥有认知心理学的专业训练，再加上从事与教育有关的行业，经常在社交场合被亲朋好友问及哪些学习方法有效。很多时候，此类问题都源于该亲戚或者朋友正在考虑将孩子送到某些声称可以开发孩子某些潜能，或者让小孩学习事半功倍的训练课程，所以想确认该课程的有效性。
　　而往往在进一步询问有关训练课程的内容和其声称的益处时，常常会发现这些所谓的训练课程声称能带给小孩的益处，要不是没有科学根据，就是夸大其词、近乎离谱。例如，尽管利用视物卡片 (Flash Cards) 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帮助小孩学习，一些机构就在没有独立研究论据的支持下，声称他们所开发的视物卡片训练课程能够增加小孩的智力和学习潜能。
　　有时候，我也碰过训练课程所标榜的功效完全有悖于科学常识的例子。例如，有些训练课程声称透过某种训练方式能够开发所谓“右脑的潜能”，殊不知人类在学习新知识时都会同时用到左右脑，而所谓右脑有未开发潜能一说其实只是个以讹传讹的谬论。因此，本人很多时候给予亲朋好友的建议是：别花冤枉钱。
　　每当我如此奉劝时，大家接着就顺理成章地询问我是否有帮助孩子课业的学习方法。当然，本人都会很乐意地分享研究文献中一些被证实对于学习有效的方法，如测试自己曾温习的内容会比再度温习来得更有效的测试效应 (Testing Effect)、或者是在交叉解答不同题目的习题会比重复解答同一个题目的习题更有效的交叉效应 (Interleaving Effect)、或者是将温习时段分隔会比一次过温习来得更有效的间隔效应 (Spacing Effect) 等等。
　　然而，每当本人兴致勃勃地与亲朋好友分享这些经过研究证实有效的学习例子时，很多时候所得到的回应是些许的失望和不满；原来他们都在期望本人提供一些神奇的学习妙方，而不是这些简单的学习方法。我起初不了解为何大家会有这种反应，直到某天某位朋友一句随口的评语才让我恍然大悟：“哎呀，说来说去还是得温习功课和练习习题，只不过是用稍微不同的方法。我还以为有不用花很多时间温习功课的方法。”
　　我常常在想，社会上会出现这么多声称能够开发潜能的训练课程，是否就源自于人们急功近利的心态？大家都希望自己或者自己的子女能够透过某种神奇的方法，不费吹灰之力就在学业上取得成功，而不需要忍受努力读书的煎熬；仿佛勤奋已经不是一种美德了。因此，他们才想寻找一种以最少努力，却可以达到最大成果的方法，使自己的子女在学业上取得成功。
　　当然，我并非指责所有对于这些声称能开发潜能的课程感兴趣的家长都是急功近利的，有些家长只不过是希望透过不同的途径减轻子女所承受的压力。例如，每当许多亲朋好友听到我阐述有关测试效应时，都会大皱眉头指出，现在学校的学习压力已经很大了，是否还有需要用测试来增加他们的压力？尽管本人试图解释利用测试来温习的方法并不一定会造成压力，不过很多时候我的解释都不被接纳。
　　无论其目的是为了要走学习的捷径，还是想减轻子女的学习压力，大家在急于让自己的子女成为人上人的当儿，是否该让孩子知道，必须也吃得起苦中苦？

任人唯贤与美国梦

（刊登于联合早报2011年2月13日）

对于熟悉美国文化的人，大概都听过所谓的“美国梦”这个概念，也就是只要透过努力和不断的奋斗就能在美国这个国家得到更好的生活条件的理想。很多时候，“美国梦”是为了吸引许多移民到美国寻找工作机会，以及促使许多美国年轻人敢于冒险创业的主要推动力，因为拥抱此概念的人们不需要仰赖特定的社会阶级或者他人的援助，而是可以透过自己的勤奋和能力致富。

　　尽管“美国梦”是个崇高的概念，不过，讽刺的是，美国人如果要提高实现此梦想的概率，或许应该考虑移民到北欧国家、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至少，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近发表的报告显示，美国是在发达国家中拥有最低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的国家之一。许多美国人现今的收入与他们父母过去的收入有正比的关系，暗示其实许多美国人的成就与他们的出身背景和成长时所属的社会阶级有很大的关系。

　　该报告也探讨一些影响各国社会流动性的因素，并且指出个人教育是能够改变个人社会流动性的最大因素之一，而贫困家庭青少年可否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政策，也间接成为影响社会流动性的主因。因此，在美国高等教育费用和学生教育贷款近20年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不难了解为何美国的社会流动性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来得低。

　　如果说一般新加坡人对于“美国梦”感到熟悉，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政府建国至今，一向来都秉持任人唯贤的基础原则，并且极力推崇和实践所谓的“选贤与能制度”。任人唯贤的特质其实与“美国梦”出入不大，因为这些原则背后包含的意义是：无论出身背景和社会阶级，个人只要透过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就可以获得表现的机会。

　　许多国人都以我国采取任人唯贤的制度引以为豪，并都认为这是我国成功的主因。有关当局也极力将此原则体现在实行的多项政策中。例如，当局每年颁发许多奖学金给优秀学生，大幅度津贴本地高等学府的学费，以及透过助学金援助那些有能力考上高等学府的低收入学生。如同本人多次听到的一个说法：不怕你没钱读大学，只怕你考不上。

　　尽管当局极力确保有能力的公民能够获得良好的教育机会，不过前提是个人的能力并不受其他客观条件所影响。很多时候，本地制度是透过学生的学业成绩来鉴定他们的能力。然而，许多国外调查显示，学生的出身背景和所属的社会阶级都会影响他们在学校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有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间接因为其他客观因素而成为任人唯贤制度的漏网之鱼？

　　不仅如此，本地的社会结构从建国至今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变。例如，我们可从李光耀资政近期于莱佛士书院获颁“精鹰奖”（Gryphon Award）时的演讲内容中看到社会结构改变的端倪。根据李资政的说法，现今的莱佛士书院生有六成学生的父母是大学毕业生，属于高收入家庭的阶层，与李资政当年在书院念书时拥有许多来自各社会阶层的同窗的情况非常不同。

　　在社会结构明显改变的情况下，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考虑如何透过不同的政策来更有效地体现出让国人引以为豪的任人唯贤的原则呢？不然的话，当局极力提倡的任人唯贤的精神恐怕会变成某种名不副实的空洞口号，如同“美国梦”其实在美国以外的国家更可能实现一样荒谬。

都是网路惹的祸？

(刊登于联合早报2001年1月30日)

近几年来在阅读新闻时，经常会在社会新闻的报道中，或者是某个专家在分析社会现象的文章里碰到类似以下的句子结构：由于网际网路的普遍，因此XXX的问题也与日俱增。
很多时候，“XXX” 可以泛指很多不同的社会现象，例如未成年少年发生性关系、婚外情、宗教思想极端化、儿童无法在课堂上集中精神、青少年拥有暴力倾向的问题等等。反正只要是反映这些问题的行为稍微跟网际网路扯上关系，例如有些婚外情是透过社交网促成的，或者是有些发生未成年性关系的少年曾经上网浏览色情网站，那么一切都是网路惹的祸。
当然，这种将社会问题的根源归咎于新科技或者新文化的习性并不是什么新的现象。在网际网路成为所有社会问题的代罪羔羊之前，我们也不是经历过咱们社会问题的源头是电视节目、电玩游戏、摇滚音乐、西方文化的入侵等等的阶段呢？或许有些人认为以上科技或者文化对我们社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依旧存在，不过假若综观以上例子仔细去思考，现今的社会问题在较早前就已经存在了，可见任何新科技或者新文化的普遍并非导致这些问题发生的唯一理由，那么为何很多时候许多人都迫不及待地将矛头指向新科技或者新文化，指责它们是导致社会问题的源头呢？
如果换另个角度来看，问题的重点应该是为何多数人在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或者现象时，都喜欢寻找能够解释问题的单一理由呢？或许这跟人类与生俱来为所目睹的现象寻找理由的倾向有关。有许多心理学的实验显示，当人类目睹随机和无规则的现象时，他们总是可以为此现象冠上一个理由。以下实验是个显示此人类倾向的好例子：有位心理学者吩咐一群学生利用电脑键盘去控制电脑荧光屏上的一个物体的移动，并且摇他们找出控制物体移动的规则。然而，这些学生并不知道其实荧光屏上物体的移动其实是随机和无规则的，而移动的方向完全与他们所按的键盘按钮毫无关系。然而，在实验结束后，这些学生都兴致勃勃地向研究学者报告他们所发现的“规则”。就算事后研究者将事实告诉这些学生真相，不过许多学生都不相信，并且指责研究者说谎。
就如同学者Nassim Taleb在他的书《The Black Swan》所指出，多数人在面对任何社会现象时，都会情不自禁地为此现象冠上一个叙述，无论叙述的真伪是否有客观的证据支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多数人都对于毫无理由或者解释的现象感到非常不安，因此必需努力地制造某种理由或者解释来使自己觉得安心。只要有一个似乎合理的理由，无论理由是否正确，这个混乱的世界就变得比较容易理解和解释。
或许是因为这种心态，很多时候一些新的科技和文化才会成为代罪羔羊，因为在多数人简单、容易理解和不容许任何随机因素存在的的世界观里，这些东西颠覆人们习以为常的世界。因此，它们在人们心中也就很容易成为制造社会问题的罪魁祸首。
当然，本人并非说新科技或者新文化不会制造社会问题，只是想说任何社会问题都是多层面和由许多因素造成的，并非用个单一理由就能够解释。或者说，有时候有些社会现象的发生是其实是随机和不按照任何规则的，其实也没有什么理由或者解释而言。如果我们无法认清这点，很多时候想要透过政策来解决所谓的社会问题时，就会白费精力了。

压力太大？

(刊登于2010年8月29日)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大势所趋，近来经常听到周遭许多人埋怨社会的节奏越来越紧凑，生活倍感压力。无论是学生或家长抱怨课业沉重，以致怪罪于教育制度，或者是上班族和劳工族埋怨繁重的工作量和微薄的薪金，大家都似乎把“我觉得压力很大！”挂在嘴边，当成口头禅。
　　要不然翻开报纸或打开电视机、收音机，就会读到或听到有关现代人压力越来越大以致生活彷徨，或者现在的小学生跟以前相比，非常可怜，因为他们被课本压得喘不过气，已经失去了童真。无论是从所谓知识分子的笔下或者媒体工作者的口中，大家都在阐述：现代生活给人们带来无数的压力，令人无法负荷。
　　现代生活的压力真的这么大吗？翻开报纸，看到世界上许多地方发生自然灾害或者战争，许多人因而流离失所。例如，最近巴基斯坦发生严重的水灾，死了数千人，而生还者面对了粮食短缺和染上传染病的威胁。我倒想知道，人们是否叹息灾害如何悲惨后不久，就向他人抱怨自己生活压力很大。
　　也许这样的比较有些欠缺公平。毕竟新加坡已经不是第三世界国家，也独天得厚，鲜少有自然灾害的侵袭。当然，我国也曾经是第三世界国家，也曾被自然灾害侵袭。母亲小时候就曾目睹两个弟弟因水灾而丧命。她也因为家境贫穷而无法受教育，必须在外公到外头工作时，帮忙外婆照顾年轻的弟妹。对于当时的母亲而言，她最渴望自己有机会接受教育，因为跟每天都不知道下一餐有没有饭吃的压力比起来，在课堂的压力应该相对是某种幸福吧？至少，这是母亲在我还在念小学时所给予的训话，尤其是每当我大声嚷嚷不想念书的时候。
　　不过，这样的比较或许还是欠缺公平，我们怎么能够用现在的生活标准跟过去的生活标准比较呢？如果要比较的话，也应该用第一世界的西方国家来比吧？例如美国、澳洲或者欧洲，许多有本事和能力到这些国家留学或者工作的新加坡人不是大赞这些地方的生活节奏没有本地快，压力也没那么大吗？
　　当然，这些国家现在普遍面对失业率上升，非一流大学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问题，这大概与缓慢的生活节奏没什么关系吧？还有，在这些国家如果失业的话，不是可以享受到社会福利津贴吗？那么，为何这些国家的报章出现许多在经济不景气下找到工作的人感到庆幸的报道呢？近几个月来，让本人印象深刻的一篇报道，就属《纽约时报》访问一名美国人，他在失业良久后找到工作时所发出的感慨：有工作真好，因为就算工作压力再大，也不比失业时那种失去自尊的压力来得大。
　　其实，咱们现在的生活压力大不大，很多时候都是看拿什么情况来做比较。许多心理学的研究显示，很多时候人们对于环境或者待遇好坏的主观看法会受到所选择的比较标准的影响。如果各位下次想要埋怨自己承受很大的压力时，倒不如想想至少压力的来源不会置你于死地，不像那些承受自然灾害或者战争的人们。如果要抱怨功课或者工作压力大时，不如想想那些想要读书却没办法读书的穷孩子，或者那些因为经济不景气而长期失业的人，你就会觉得自己所承受的不是压力，而是某种伪装的幸福。
　　 这样的做法是自欺欺人，还是重新学会珍惜自己所拥有的，这就见仁见智了。

人脑潜能未开发？

(刊登与联合早报2010年8月15日)


本人经常听到一个有关人脑运作的认知是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只运用大脑10%的功能，而其余90%都是未开发的潜能；如果可以通过某种方法或者课程开发其余的潜能，我们就可以增加自己的思考能力、办事能力和创意。对于此论点，本人不仅多次在谈话中听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朋友们阐述，也经常从不同媒体的管道接触到此论点，尤其从是那些兜售着声称可以开发脑部潜能的产品的商人们。

尽管一般人将此论点当成是一种自我激励的方法，不过很可惜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自从脑部扫描仪器贝发明后，研究人脑的科学家就已经透过无数脑部扫描的资料确认人们其实无时无刻都在使用所有大脑功能的事实。当然，在脑部扫描仪器贝发明前，许多研究脑部受创病人的科学家就已经揣测人们无时无刻都在运用大脑所有的功能，因为很多时候就算是一小部分的脑部受到创伤，病人的行为和思维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不仅如此，如果从进化论的角度来分析此论点，就会得到此论点是个错误认知的结论。尽管人脑平均只占了一个普通人大约3%的体积，不过它却是所有器官当中最耗能量的器官，平均用上了一个普通人大约20%的能量。由于人类的祖先生活在非常苛刻的环境中，因此大自然绝对是不会允许任何人类拥有一个耗费这么多能量而在平常仅是发挥10%能力的器官，只因为这其余的能量可以转换成用来躲避掠食者的肌肉，或者是在找不到食物时的紧急能源。

每当我向发表此论点的人指出这是个错误的认知后，我发现我可以用多数人在当下的反应将他们分为两组。第一组的人通常马上提出强烈抗议，并且指出本人所提出的证据无法推翻人们可以透过某种方法开发脑部潜能的理论。无独有偶的是这组人很多时候都是在此方面的利害关系者，不是正在推销某种可以开发脑部潜能的产品，就是已经花了钱购买以上产品者。

至于另一组人，他们的反应没有如此强烈，很多时候不是表示失望，就是表示他们不知道以上论点是个错误的认知。然而，这组人的接下来的问题几乎都一致，就是讯问本人是否知道有任何方法可以让他们以最少的时间和精力来使自己在某个知识领域成为佼佼者。换句话说，他们还是很想知道是否有任何方法可以开发连自己都不知道的潜能，尽管用了个拐弯抹角的方式来讯问。当我也很拐弯抹角地指出只有刻苦耐劳的练习才能让人在任何知识领域中成为佼佼者，这些人的失望可想而知。

从小到大，本人就一直被灌输着(也同时灌输别人)刻苦耐劳是成功的不二法门，无论是在知识的领域或者是学习任何技能都一样。不仅如此，许多有关人类学习的研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就是如果要在任何知识领域成为所谓的专家，就必须比常人下更多的功夫。然而，我们可以从社会上许多兜售开发脑部潜能的产品和相信一般人平时只运用了10%脑部功能的例子得知要刻苦耐劳才能成功的想法并不是很受欢迎。

本人在多次遇到以上状况后，不禁质疑这种渴望开发自己脑部潜能的想法是否源于人类某种潜在的惰性。或许，很多时候大家都很清楚自己应该做的东西，只不过因为惰性使然，所以才钻牛角尖地去寻找某些虚构的方法，而这大概也解释为何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只运用大脑10%的功能的错误认知到现今还如此普及吧。

亲子教育可以用选择代替吗？

(刊登于联合早报2010年8月1日)

由于自己还没有当父亲，因此以下言论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只能算是纸上谈兵。

然而，因为周遭有些朋友的儿女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所以和他们见面时，话题难免围绕着亲子关系和养育儿女的课题上。当然，很多时候话题都是从朋友讯问我如何从心理学的角度与孩子沟通的问题开始。不过，每当我向他们解释我所钻研的领域并非儿童心理学，因此无法给予任何专业的协助时，话题的重心就转到了朋友们养育儿女的经验和所面对的种种问题。

从与朋友们的谈话中，本人不难发现一些大家都爱的话题。例如，那些孩子即将上小学的朋友就开始讨论如何能够替小朋友报考所谓的 “明星小学”，从搬到这些明星小学的周围到距离小孩报考小一入学的两三年牵就到这些小学当义工的招数都不算什么，我甚至听到有些父母为了增加小孩能够报考明星小学的机会而不惜花钱在附近租房间但却又不搬入所租的房间的故事，只为了能够获取报考入明星小学的资格。

或者说，那些孩子还在幼稚园的朋友就会大谈应该让小孩参加哪些培训课程，如芭蕾舞课程、游泳课、语文正音和培训班等等。不然的话，就是讨论哪些儿童教材最好。如果有一群拥有同样年纪的孩子的父母在场的话，那么大家就像勤劳的学生一样交换笔记，互相向彼此介绍哪个芭蕾舞学校比较好，或是应该让孩子参加哪个培训课程才对小孩最有益，或是可以购买哪个教学影像光碟给孩子看。

本人听了许多有关养育儿女的话题后，突然发现有个不断重复的主题，也就是许多年轻的父母在谈论如何养育儿女时，其中的重点并非在于花费时间和精力来亲自教导自己子女，而是在于花费时间和精力替孩子做出最好的选择。例如说，选择最好的明星小学、选择对孩子有益的培训课程、选择能够同时娱乐又教育孩子的儿童教材，仿佛只要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就等于给予孩子某种教育。

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些父母的行为都是出自对于孩子的关怀，只不过本人总觉得这种做法似乎有些本末倒置。与其大费周章去设法让小孩能够报考入所谓的明星小学，为何不将同样的时间用在亲自教导孩子呢？难道是因为感觉当父母的责任过于重大，所以才选择寻找专人来代替自己负责小孩的教育吗？毕竟，就算自己会游泳，也未必能够确保能够有效地教自己的小孩游泳，倒不如聘请个专业的教练来教导。

如果按照此思维逻辑去看待以上现象，这是否是种变相的责任推卸呢？例如说，如果小孩的某某东西不够好，绝对不是父母对于孩子的教育不足够，因为父母已经替孩子选择了优良的学校／培训课程／教练了。如果要追究责任，都是那个学校／培训课程／教练的错。

当然，这种指责或许有些欠缺公平，因为现在许多父母都忙于事业，就算他们想花多一些时间来亲自教育孩子，恐怕很多时候都只是力不从心，而用良好的选择来代替亲子的教育或许只是某种不得以的下策。或许，本人在将来当了父亲后，也会因为种种理由而无法亲自教导自己的小孩，而跟那些已经当了父母的朋友一样。

都说了，自己还没当父亲，所以以上言论或许只是在纸上谈兵罢了。

媒体与科学新闻

(刊登于联合早报2010年7月11日)

最近和大学时期指导本人的教授吃饭闲聊时，除了互相交换了教育的心得外，谈话的内容当然还是三句不离本行般地围绕着最近发表的心理学研究。在我们所讨论的话题当中，包括了近期于美国的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发表的一篇有关学习风格(Learning Styles)的报告。

所谓学习风格的概念指的是不同人有着不同学习风格的说法。这其中的学习风格包括视觉、听觉等等。根据许多推崇学习风格的人士而言，教育工作者应当针对每个人不同的学习风格而施教。例如，教育工作者应该利用视觉讯息去教导拥有视觉学习风格的学生，如此一来教学才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应。

该报告综合了近二十年来对学习风格此理论的研究后，指出尽管学习风格的说法在大众意识和教育工作者中很普遍，不过支持该理论的证据却是微乎其微。因此，撰写该报告的学者们还呼吁教育工作者们不应该把教育资源浪费在没有实质证据支持的学习风格理论上，反而应该将资源转向拥有许多证据支持的教育方法上。

对于此结论，教授和我并不感到意外，反而认为此结论理所当然。这是因为我们几年前在讨论此课题时就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当然，我们当时的结论仅是源于咱们对于人类处理资讯的知识而做的揣测，而并非像以上学者一样系统性地参考了研究文献。然而，我们在几年前讨论此课题的动机却和撰写该报告的学者一样，就是对于咱们周围许多教育工作者毫不保留地接受学习风格说法的现象感到不安。

在讨论此报告的内容后，我对教授表示自己希望此报告可以改变许多人的看法。然而，教授并没有认同我的看法，反而认为此报告的发表并不会改变什么，相信学习风格的人还是会相信学习风格的说法，不会为此报告的结论所动摇。对教授而言，要改变一般人的想法是十分困难的事，尤其是在大众已根深蒂固的想法，绝不会因为某些学者的澄清或者报告就能够改变。

仔细想想，教授的话也并不是完全没道理，并让我想起了一般大众对于所谓莫扎特效应(Mozart Effect)的看法。许多大众都认为让孩子聆听莫扎特的音乐有助于孩子的智能发展，尽管从该说法开始至今有许多研究显示该效应没有科学根据。就在几个星期前，我的某位亲戚才花了一笔钱购买莫扎特的音乐播给她的女儿听，希望能借此提升女儿的智能，尽管我一再提醒这位亲戚莫扎特效应毫无证据支持。

为何在公众意识根深蒂固的想法如此难以改变呢？当然，这其中的原因或许有很多，不过本人认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有些媒体并没有能力去处理有关科学研究的新闻，导致许多相关的研究无法渗透到大众意识内，改变一些根深蒂固的错误想法。许多媒体工作者不是毕业于大众传媒系，就是毕业于人文学系。尽管也有媒体工作者毕业于科学或者理工学系，不过我相信这些媒体工作者属于少数。因此，对于有关科学研究的新闻，多数媒体工作者其实都是在处理他们不熟悉的知识领域，难免就会出现思维上的盲点。

不仅如此，许多媒体在报导有关科学研究的新闻时都缺乏所谓的“新闻记忆”，很多时候并没有彻底地跟进某些科学研究的后续发展。就拿所谓的莫扎特效应做为例子，此效应其实源于某篇初步的研究报告，而许多媒体在得知了此报告后就对大众大肆渲染聆听莫扎特音乐能够促进儿童智能发展的消息。然而，这些媒体却忽略了许多之后显示莫扎特效应其实不存在的研究报告，没将这些不支持莫扎特效应的研究浮现到大众意识中。当然，一般大众也不会去阅读专业的科学报告，如果媒体没有进一步跟进的话，也难怪有时这些错误的想法会在大众根深蒂固。

当然，本人之所以知道学习风格和莫扎特效应没有科学根据是完全因为自身的专业训练。本人也多次遇到类似状况：从媒体上得知一些有关其科学领域的讯息后，在与拥有该领域的专业训练的人士交谈时才发现该讯息不是完全错误，就是过于简单化。此现象或许也体现了现今媒体所面对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在许多有关科学和科技的知识变得越来越专业的趋势下，媒体们是否能够依靠原有的操作模式来正确地报导有关这方面的新闻呢？

立场与不立场之间

（刊登于联合早报2010年6月6日）


在2010年世界杯的脚步声渐渐靠近时，许多本地球迷的并非以一颗期待的心面对，而是有些担忧和忐忑不安地等待本地的电信公司与世界杯主办当局谈判的结果，希望本地电信公司可获得转播世界杯赛事的播映权。如果留意本地球迷在网上空间对此课题的讨论，就不难发现在谈判过程中所冒出的一个论点，也就是许多球迷希望有关当局能够出手干涉，代替电信公司竞标世界杯赛事的播映权，然后免费在公共电视转播。

当然，电信公司最终获得了世界杯赛事的播映权，而相继推出世界杯赛事的配套。然而，也有许多球迷对电信公司所推出的配套不满，声称其配套过于昂贵。有些球迷(如同本人)选择不观看世界杯，也有些球迷选择其他途径，例如到邻国观看球赛。当然，也有些球迷呼吁有关当局能够出手干涉，免费播放所有的世界杯赛事。 其实，如果仔细想想，人民要求有关当局出手干涉的例子不仅限于世界杯赛事的播映。前几年的金融海啸发生后，许多购买了被金融海啸所影响的金融产品的人也要求有关当局出手干涉，希望有关当局能够帮他们主持公道。

本人在思考球迷认为有关当局应该出手干涉的看法时，不禁觉得整个事件有些讽刺。本人从小到大经常听到的一个说法就是许多新加坡人觉得有关当局过于干涉人民的生活。无论是从咖啡店市井小民的谈话中，或者是知识份子的笔下，都表达出有关当局不应该干涉人民生活的看法。因此，在长久以来听到这类的评语后，突然听到球迷希望有关当局对于某些社会现象有所干涉时，难免觉得有些荒谬。

从某个角度来看，这种要求有关当局干涉的行为让本人联想到电影或者电视剧常看到的某个情节：被宠坏的青少年一直要求父母给予自己更多的自由和空间，然而自己一个人在外头生活遇到困难时就立即要求父母的援助。简单地说，我们不能一边要求有关当局给予我们更多自由和更少干涉后，在碰到让自己不满意的事件时就转身向有关当局哭诉，要求他们出手干涉。

当然，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此课题时，浮现在台面的辩论就变成有关当局在人民生活和国家经济里所应该扮演的角色。当然，拥有不同理念的人对于此辩论会拥有不同的立场。例如，本人许多拥护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的朋友都会强烈反对有关当局干涉市场的运作的任何动作。或者，拥有民主社会主义倾向的本人就认为有关当局应该在某种程度上监督和管制市场的运作。当然，此课题并没有所谓简单的答案，本人如果试图在这篇文章里结论，就会把此辩论过于简单化了。

然而，无论各位抱持着什么理念和对于有关当局应该在咱们生活所扮演的角色拥有什么看法，最重要的是应该对于自己所抱持的想法和立场贯彻始终吧。例如，认为有关当局应该少干涉人民生活的人，就不应该在市场条件不利于自己时跑去向有关当局哭诉。或者说，支持有关当局干涉市场运作的人，也不该在缴税时埋怨有关当局仅会剥削人民。本人想说的是，大家可以拥有不同的立场，不过至少要对于此立场一以贯之，要不然就变成只会要求有关当局照顾自身利益的被宠坏的人民罢了。

在我们批判之前

（刊登于联合早报2010年5月16日）


最近朋友透过电邮转载了一篇本地某位伪知识份子所发表的文章，其文章内容大概如此：这位仁兄在自己的工作领域接触到许多本地的年轻人和同年纪的新移民后所得到的结论是本地的年轻人不比同年纪的新移民来得刻苦耐劳和有上进心，因为本地的年轻人过惯了舒适的生活，已经没有所谓的冲劲。该仁兄还扬言，如果任由这种惰性滋生，在不久的将来内会出现新移民的总理。
其实，该位仁兄的看法并不独特，因为本人经常透过媒体和与朋友和同事的对话中听到此看法被阐述。当然，本人也发现并非所有阐述此看法者都会将本地的年轻人与同年纪的新移民比较，有些人比较的对象是 “上一代的人” (有趣的是不同年龄层的比较者所指的 “上一代的人” 都是他们所属的那代)，不过所阐述的论点的大纲却大同小异，也就是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没有能耐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
每当本人听到此论点被阐述时，不禁会反问提出论点的人：你怎么能如此确定呢？你有证据显示本地的年轻人比不上同年纪的新移民 (或者上一代)？当然，被反问的人立即会提出许多符合论点的亲身经验，例如当教师的就会以学生为例子，或者当上司的就会以年轻的下属为例子。
当本人指出这些都是轶事证据 (anecdotal evidence) 时，无法有效支持他们的论点时，被反问的人通常会不是以他们只是提出看法而非事实，所以无须提供证据的理由辩护，就是恼羞成怒地质问本人能够提供本地的年轻人比同年纪的新移民(或者上一代)优越的证据。有些人甚至指出本人因为是新加坡人(或者是年轻人)，才会站在此立场上有意为本地的年轻人辩护，并且带着某些嘲讽的意味叫本人别这么 “大新加坡主义” (或者别成为所谓Y世代的盲目拥护者)。
其实，本人并不是想提出本地的年轻人不比同年纪的新移民(或者上一代)逊色的论点，因为本人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此论点。让本人不舒服的并非是本地的年轻人较为逊色的论点，而是许多人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就把此论点当成事实看待的现象。再怎么说，此论点基本上是在否定社会上一整个年龄层的看法，提出来的人至少也要拿出某些数据或者研究报告来说服本人吧？
如果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此现象，不难发现这就是所谓刻板效应导致的认知偏差。由于对于某族群的人拥有某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因此在与此族群的人接触时，只会留意到符合原先持有观念事物，而不会去注意到不符合原先持有观念的事物。换句话说，如果一直认为本地的年轻人比同年纪的新移民逊色，那么我们只会留意和记得那些表现不好的本地年轻人和那些表现优越的新移民，就算是看到表现优越的年轻人也会视而不见。
不仅如此，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文献里也有一个与刻板效应有关系的自证预言(Self Fulfilling Prophecy)现象，指的是人们对于事物的期盼常常会间接改变自己与他人的行为互动，而其改变也会间接导致事先所期盼的事物成为事实。比如说，如果某位上司认为本地的年轻人较为逊色，就不会安排有挑战性的职务让属于此族群的下属胜任。这无形中使到下属没办法表现，而最终也就成就了该位上司原先的看法。对于例子中的这位下属而言，这无形中也成为了某种恶性循环。
本人再次重申，自己并无意提出本地年轻人不比新移民(或者上一代)逊色的论点，因为本人实在也无法提出任何支持此观点的证据。本人只是在担心，如果大家都把没证据支持的观点当成事实，那么我们会不会因此无意中造成不必要的自证预言现象呢？

学习双语到底好不好？

（刊登于联合早报2010年3月28日）


经常听到一个对学习双语的疑问，就是学习两种语文到底利多于弊或是弊多于利。在本人那些已经育有子女的朋友之中，认为利多于弊的朋友坚持小孩从小就尽量接触双语，并且有意地在小孩面前运用两种语文。

然而，那些认为弊多于利的朋友却认为如果过早让小孩接触双语会影响小孩的语言发展，使他们日后运用语文时会形成不伦不类的情况。我甚至听过有些父母告诉他们的小孩只要搞好英文就可以了，第二语文如果不学也罢，尽管我国实行双语教育政策。

到底学习双语是否有利？根据近期在《心理科学进展》发表的一篇综合报告显示，此问题的答案是学习双语有利也有弊。在总合近二十年来在双语和单语使用者所进行的研究后，该报告指出使用双语者的认知能力随着年龄衰退的速度比使用单语者来得更慢。这也是学习双语的其中一个利。

为何使用双语者的认知能力比较慢衰退呢？多数人在开始衰老时，其中一个退化最严重的认知功能就是认知控制(cognitive control)。认知控制就是人们在进行思考或者任何思维任务时所运用来压制不相关信息和思维的一种认知功能，是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注意力和多任务处理(multitasking)这些其他认知功能不可缺少的一环。当双语使用者在使用其中一个语言思考时，他们必需压制另一个不被使用的语言的语法和词汇，以确保正在使用的语言不受到干扰。也就是说，双语使用者在说话或者书写时就同时在运用认知控制，而单语使用者却没此机会。在长期广泛运用认知控制的情况下，双语使用者的认知控制理所当然地比单语使用者得到更多的训练。这使到一般双语使用者的认知控制能力比单语使用者的来得强。根据初步研究显示，双语使用者的认知控制能力比单语使用者平均迟4年开始退化。

当然，使用双语也并非完全无弊。有许多在不同双语社会所进行的研究都一致显示双语使用者的词汇量比单语使用者来得少。在近期一个调查1700名年龄介于3岁至10岁的小孩的英语词汇量的研究显示，使用单语的小孩的英语词汇量在每个年龄层都比使用双语的小孩来得高，尽管那些使用双语的小孩都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不仅如此，双语使用者在一些测试语言处理的认知任务中的成绩都比单语使用者略为逊色，例如在词汇判断作业(lexical decision task)和词汇流畅性作业(verbal fluency task)这些测试人们从脑中取出词汇的效率的作业。换句话说，双语使用者从脑中提取词汇的速度没有单语使用者来得快和顺畅。

或许，那些认为学习双语弊多于利的读者会以双语使用者从脑中提取词汇的速度较慢的事实来替自己的立场辩护。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双语使用者的这些缺陷只有在严谨的实验室测试才显示出来，而其差别其实对普通的书写和会话的影响微乎其微。也就是说，在一般的书写和会话的情况下，我们几乎无法察觉双语使用者和单语使用者的差别。

总合这些对于双语使用的研究，学习和使用双语似乎有利也有弊。然而，本人认为其利多于其弊，因为学习双语对于语言处理的负面影响在普通会话和书写上难以察觉，而如果学习双语能够让人们的认知能力随着年龄更慢地退化，本人认为这非常划算。就如同知名双语学者Ellen Bialystok所说，如果有更多研究证实双语使用者的认知控制能力比单语使用者平均迟4年开始退化的事实，这将对于预防衰老的公共政策起着很大的影响。试想想，如果能够将认知退化延迟4年，将会比市面上任何药物来得有效，而在长期内也会为整个国家省下多少的医疗开支。

如何谈精神病而不色变？

（刊登于联合早报2010年3月14日）


最近到某位朋友的亲戚所经营的咖啡厅餐馆用餐后，无意间与老板娘K女士闲聊起来。当她得知我在大学主修心理学时，话题就转移到她的女儿身上，因为K女士怀疑女儿患上忧郁症。

这并非本人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因此熟练地回应K女士说自己并非心理医生，所主修的心理学领域也并非与忧郁症或者精神病有关，无法给予专业的诊断。不过，我提供了一些有关忧郁症患者的信息，并且鼓励K女士如果真的怀疑女儿患病，就该带她到心理健康学院（前板桥医院）接受专业诊断。也在预料中，她一听到心理健康学院，脸色马上大变，一直摇头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女儿并非“神经病”，若带她去的话，别人会如此认为。

在最近的财政预算案辩论中，卫生部长许文远宣布政府将增拨5700万元壮大精神病护理队伍，以维持一个能够让精神病患者逐渐重返社会的长期机制。该精神病护理队伍除了负责照顾那些居留在心理健康学院的病人外，也负责跟进出院后的病患。

本人认为此政策非常可取。由于已故的外婆是精神病患者，也曾目睹身边的朋友受到各种不同的精神病症所困扰，因此深深了解精神病患者如果想要康复或控制病情，是需要许多方面的支援和关注的。但此政策还不足够。如果想要进一步提高新加坡人的精神健康水平，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是必须教育一般大众改变对精神病及患者的态度。

本人发现许多国人与K女士一样，对精神病及患者都有几种误解。其中一个是：许多人认为到心理健康学院接受治疗是一件可耻和见不得光的事。这大概是因为心理健康学院的前身——板桥医院内的多数病人都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所以一般人都认为：只有精神分裂者才到那里看病。然而，现在的心理健康学院除了诊断和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外，也负责诊断和治疗其他心理病症，如忧郁症、强迫症、躁郁症、失眠等病症。在步伐紧张的现代社会里，这些病症其实很普遍，心理健康学院所提供的服务不仅仅是针对精神分裂症患者，也包括许多情绪一时无法调整过来的普通人。因此，本人认为有关当局有义务将这个信息传达给大众，以消除他们对心理健康学院的偏见。

另一个误解是：许多人认为，如果某人患上精神或心理病后，就没办法康复，也没办法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了。他们或许因而无法接纳曾经患有精神或心理病的人。然而，这是错误的想法。许多心理病患者在妥当的治疗下，是可以完全康复的。就算有些患者无法完全康复，但在适当的治疗和照顾下，大部分患者都可以通过药物控制病情，和一般人一样过正常的生活。因此，如果当局希望精神病患者能够重新回返社会，就必须教育大众改变对精神病患者的态度。

如果当局能够有效地教育大众有关精神病的正确信息，这对提高新加坡人的精神健康水平将会事半功倍。不仅如此，如果大众对于不同的精神和心理病症有更多的认识，他们能更早察觉到周遭的人或许患病，并提供援助。至少，本人日后若向他人提议将疑似患有精神或心理病的亲友送到心理健康学院接受诊断时，就不用再面对类似K女士那种脸色大变的反应了吧。

买房致富

（刊登于联合早报2010年2月7日）

最近，房屋价格的飙升成为许多国人关注的课题。时不时翻开报纸，就可以看到组屋转售价格破新高，或者是申请新组屋的人数远远超过组屋配额的新闻。由于自己也刚好在这个期间寻找组屋，因此对所有关于组屋价格的新闻都特别敏感。不仅如此，周遭那些和自己一样寻找房子的新婚朋友也会时不时来个简讯询问寻找房子的结果，导致此课题在不知觉中成为了我生活的重心。

当然，朋友的简讯除了探听消息外，其中也包含了许多对于有关当局的抱怨。有些朋友将房屋价格的飙升归咎于有关当局的移民政策，认为涌入我国的新移民乃屋价飙升的罪魁祸首。有些朋友指责有关当局在对于组屋需求的预计上犯了错，让市场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失去控制。

不仅如此，有些家庭月入超过八千元的朋友在因为不能购买新组屋的情况下也大吐苦水，指责有关当局此项措施虽然有助于低收入家庭实现拥有组屋的梦想，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也扭曲了自由市场的运作，让许多月收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年轻白领工作者无辜地成为牺牲者。有些朋友甚至认真考虑暂时让配偶或者自己辞去工作，让自己和配偶符合有关当局所设下的条例，以便可以购买新组屋。

在这众多的抱怨声中，不难发现的是几乎所有的矛头都指向有关当局，而人民仿佛仅是无辜的受害者。然而，我也记得自己每次向同样的朋友表示因为希望住靠近父母而仅在考虑购买某个地区的组屋时，他们总是 “好心规劝” ，说我所考虑的地点并非所谓的热门或者有潜力的产业地点，假若日后转卖会无法取得个好的售价。

不仅如此，有些朋友在得知我选购房屋的先决条件乃是否靠近父母和是否觉得自己会喜欢周遭的环境时，竟然斥责我的想法为天真，并且劝我应该将购买房屋当做一种投资的良机。有些朋友劝我考虑购买那些有可能会被发展商集体收购的旧私人公寓。尽管在发展商收购前会住在较为陈旧的房子，或者在供养方面会有些辛苦，不过如果发展商真的进行集体收购的话，这样就可以大赚一笔。有些朋友甚至劝我将买下的房屋租出去，然后搬回跟父母住，因为这样可以得到另一笔额外的收入。尽管这样子就等于大家都必需生活在拥挤的环境里，不过为了花绿绿的钞票，这一切都值得。

在朋友提出这些建议时，本人多数在出于礼貌的立场上只是一笑置之，并没有质问朋友是否会觉得自己的建议和先前所提出的抱怨互相矛盾，也没有表示自己认为此类的心态才是导致组屋价格失控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这并非个艰难的逻辑问题。如果大家都期盼能够透过买房屋来致富，将买房子当成一种投资而非建立家庭的先决条件，那房屋价格又怎么不会失控地狂升呢？当然，在朋友的眼中，本人的对于购买房屋的条件或许显得有些天真，不过本人也深深地相信不是所有的决定都应该透过投资回报潜能的角度去思考。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有关当局曾经表示，提供政府组屋给人民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借此组织自己的家庭，而绝对不是让人民进行投机活动。也因为自己也可以算是某种变相的利害关系者，所以有关当局在近期内宣布将研究房屋市场的运作，以杜绝利用购买政府组屋来进行投机的行为时，自己竟然莫名地兴奋地期盼有关当局能够确实履行此诺言。当然，我相信有关当局如果在将来决定施行任何管制行动，我身旁的一些朋友很有可能又会抱怨有关当局的政策让他们失去个投资的管道和良机。不过，对于把买房屋当成是建立家庭的人而言，这应该算是某种福音吧。

投票的意义

（刊登与联合早报2010年1月3日）


几个月前，由于校内的学生正在举行常年的学生领袖竞选活动，因此在校园内走动都会看到各候选人的竞选海报，以及各候选人或者他们的支持者所参与的拉票活动，把校园的气氛搞得沸沸扬扬。
如果从表面看，会觉得此学生领袖的竞选活动是某种教导学生们公民义务的练习。参与竞选的学生可以从策划自己的竞选活动中学习基本的组织和召集的技能。这些学生日后如果决定参与草根组织为人民服务，这些都是不可忽缺的技能。同样地，参与投票地学生也可以从筛选候选人的过程中学习如何慎重地考虑候选人的资历和才能，以及在综合各种有关候选人的资讯后做出明智的选择。对于一个民主社会而言，这应当是个必需的练习。
然而，如果仔细观察此竞选活动，就会发现其实学生领袖的竞选活动存在着问题。如果留意候选人的竞选海报，会发现几乎所有候选人不是强调自己是所有候选人中最 “酷” 的，就是极力想要表现出自己是洋溢着青春活力的，而提出竞选方案或者是强调自己领导才能的候选人是少数。如果再进一步观察多数候选人的竞选活动，会发现多数候选人只是延续了竞选海报上所呈现的形象，为了争取到选票而做出许多吸引人目光的动作，使到整个竞选活动成为了一个变相的才华表演。更教人失望的是那些拥有投票权的学生不仅没有质问候选人为何没有提出认真的竞选方案，反而还回应候选人们的表演，以掌声和喝彩鼓励这些哗众取宠的候选人们。
我在观察到此现象后，第一反应是影响此行为的是不是许多充斥媒体的歌唱或者才华选秀节目。毕竟，现在打开电视机就可以看到许多呼吁观众透过手机简讯或者上网投票给自己心仪的选手的节目。在缺乏政治竞争的环境下，别说是青年，对许多成年人而言，或许参与类似歌唱比赛的活动就是他们能最接近所谓投票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我担心学生们会不会抱着一种投票就等同是某种娱乐节目的心态下成长，认为每次投票就只认为应该选出最 “酷” 的候选人。
这种心态就如同我所认识的许多学生都因为较早前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我国而感到兴奋，只因为他们觉得奥巴马很 “酷” 的情况一样。再进一步追问的话，会发现兴奋的底下是无知，因为许多学生对于奥巴马的政策一无所知，就连他是属于美国哪个政党都不知道。
如果一个民主社会要健全地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是人民必需参与政治过程，也必需对于候选人所提出的观点和施政方案有所了解。如果此条件不成立，所谓的民主制度其实弊多于利。我也经常在民间听到某种说法，就是我国的政治环境特殊，没有国外那种激烈和全民参与的竞选行为是正常的，而有些人甚至会认为这其实是新加坡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此说法或许正确。不过，我不禁担心，在大家都缺乏参与民主过程的情况下，如果有一天我们都因为某种情况而必需参与民主的过程时，大家会不会因为疏于练习而以 “酷” 做为选择候选人的条件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到时也只能祈求那位 “酷” 的候选人也同时是精明能干的吧。

媒体应该避免散播迷信思想

(刊登于联合早报2009年9月20日)

由于相信死而复生后可以得到斩妖除魔的能力，因此八位青年相约从高楼跳下。结果，其中两位青年坠楼生亡。要不是剩余的青年听到其中一名坠楼的青年在临死前呼吁他们别往下跳，后果或许更不堪设想。

根据报导，这群青年沉迷于所谓灵异世界，而唆使大家轻生的青年自称是个灵媒。在我周遭的人听到此新闻时，一般的反应是震惊与不可置信，认为这些青年应该更理智一些。尽管如此，他们也都认为此悲剧只是个单一的特殊案例，只是因为其中一位疑似患有妄想症的青年的强力唆使，才会导致悲剧发生。

然而，我却认为此悲剧并非只是个单一的特殊案例。尽管大家都把焦点放在唆使者身上，不过让我费解的是那些自愿被唆使的青年们。为何他们没有人阻止此行为？为什么没有人怀疑唆使者的精神状况或许欠佳？在某种程度上，或许这些青年的思维都被所谓灵异世界的迷信思想所影响，所以由始至终对于死而复生后可获斩妖除魔能力的说法都不质疑。与其把焦点放在唆使者的身上，不如思考为何这些迷信思想会在这群少年的脑子里根深蒂固。对我而言，此悲剧真正反映的其实是迷信思想还普遍流行于社会的问题。

对于流行于民间的迷信思想，其中一个主要源头来自媒体。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内容牵扯到鬼怪和灵异事件的电视节目。这些电视节目的操作模式就是透过搬演的方式叙述灵异故事，然后借着以匿名的方式访问当事者，以及所谓 “灵异专家” 的见解，把这些迷信的道听途说包装成类似纪录片的呈现方式，间接地在为这些灵异故事冠上正当的标签，让观众不质疑这些灵异故事的真实性。

除了电视之外，许多平面媒体也犯下同样的误导性报导。许多花边小报的标题和 “新闻报道” 都以迷信事件为主题，例如养小鬼、下蛊、闹鬼等等。对于许多教育程度不高的读者而言，电视节目和报纸所报道的事物就等同某种权威的声音。如果这些媒体不负责任地渲染迷信思想，这会导致一般大众变得越来越迷信。

最近，新加坡媒体发展管理局的英语节目咨询委员会 (Pace) 发表的报告指出他们对在电视节目里不标准的语文会导致观众语文程度变弱的担忧。对于中文电视节目，我们也多次听过类似的指责。不仅如此，每当电视节目里出现过于暴力和血腥的画面，许多民间和官方团体也都会提出关切，因为他们认为充满暴力的内容会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不健全。然而，我鲜少听到任何人对于电视节目拥有提倡迷信思想的内容而提出抗议。这点让我感到十分费解。难道培育理性思考能力不比培养语文能力来得重要吗？难道向青年灌输迷信思想的害处不比让他们接触到充满暴力的画面的害处来得大吗？

当然，我并非指责迷信的电视节目或者报章报道是导致以上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不过整个大环境所营造出来的氛围却似乎有欠理想。当某新闻节目报道此社会新闻时，在其报道中就呼吁大众不要随意轻信死而复生后可以得到斩妖除魔的能力的迷信说法。很讽刺的是，同样的新闻节目在五分钟后就报道了一篇有关用人骨炼剑可以增加剑的灵性的趣闻。如果把迷信事物当成重要资讯，然后又硬拉上新闻时段做为报导时，我们又怎么能期待一般大众能够不轻易变得迷信呢？

为什么我以身为新加坡人而自豪

(刊登于联合早报，2009年8月16日)

在校园里闲坐时，突然看到在不远处的几位学生一边扛着摄影器材，一边拦下路过的其他学生。由于距离很近，因此我清楚听到那些扛着摄影器材的学生所说的话。原来，这几位学生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国庆日拍摄一段在校内播放的特辑，其内容主要是采访不同的师生，讯问他们对于新加坡的感觉，以及他们身为新加坡人的看法。

由于觉得这几位学生的任务蛮有趣，因此就暂且放下了手中的书本，然后观察这几位学生所进行的访问。经过几轮的访问后，我发现所有接受访问的人的回应都似乎大同小异。当他们被问到喜欢新加坡哪一点时，多数人的回答都包括喜欢新加坡的食物，或者是喜欢新加坡社会的稳定和和平。当他们被问及讨厌新加坡的哪一点时，多数人的回答不是炎热的天气，就是觉得市区过于拥挤。

然而，当受访者被问到他们为什么以身为新加坡人而自豪时，他们几乎都显得有些错愕。尽管有些人支支吾吾地提供了一些含糊的答案，例如因为这是他们从小到大所生长的地方或者是因为他们是新加坡人，不过许多受访者却只是摇了摇头，表示他们不知道此问题的答案。

老实说，我在听到此问题时，第一反应也是稍微错愕，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思考过此问题。因此，我在听到了此问题后便开始认真思考它。我以身为新加坡人而自豪吗？如果以身为新加坡人而自豪，哪又为什么呢？如果答案仅是因为我从小到大在这个地方生长，那么这应该只是一种习惯，并非是个很好的理由。如果自豪只是一种习惯，那么或许就没有值得自豪的理由。

我们经常可以从许多媒体的管道或者是官方的教科书听到类似以下的叙述。新加坡是个没有天然资源的国家，在独立时并不受许多人看好。然而，我们却凭着坚强的毅力和精明的领导，发展我们的人力资源，让新加坡在短短的四十年内从一个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成现今的第一世界国家，也成为了许多人眼中的经济奇迹。当我在国外念书时，被外国朋友问及新加坡的历史时，也多次引用此叙述。如果说要把此叙述当成以身为新加坡人而自豪的理由，其实也说得过去。

尽管以上叙述全属事实，不过我却不认为它应该成为我们身为新加坡人而自豪的唯一理由。新加坡在地理位置上本来就得天独厚，鲜少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袭。再加上新加坡原本就是小国，客观来说，在管理方面或许比大国来得简单。当然，这并不代表新加坡的成功是侥幸的，因为就算是条件得天独厚，也需要精明的执政才能够成功。然而，此成功并不应该是我们自豪的唯一理由，因为假设有一天新加坡的经济走下坡了，那么是不是大家就不该以身为新加坡人而自豪了？

除了经济的成功和物质上的享受之外，应该还有更崇高和属于精神层次的理由让我们以身为新加坡人而感到自豪。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不仅想到了新加坡的国家信约里 “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 的那句话，也从中找到我以身为新加坡人而自豪的理由。因为新加坡以接纳和包容不同的人做为我们建设国家的主导原则，并且极力确保我们公平和公正地对待所有的公民。或许现在的新加坡还不能算是个理想的全纳社会 (inclusive society)， 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上还是拥有一些受到歧视的弱势族群，不过至少在我们社会的共同意识里，大家是朝着包容、接纳和公平对待彼此为我们的共同目标。

对于新加坡的经济奇迹故事，我在某种程度上当然还是感到自豪。然而，所有物质的东西终究还是会被取代。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国拥有全世界最高的酒店。然而，该记录已经被其它更高的酒店所取代了。同样的，所有的经济成就或许有一天也会成为过去。然而，只要我们的国家信约不改变，所有的新加坡人都以包容、接纳和公平对待彼此为我们的共同的社会精神，我依旧会以身为新加坡人而感到自豪。

有关猪流感

(刊登于联合早报2009年5月17日)

自从上个星期，各国都对猪流感提高警惕，采取措施以防它成为类似几年前的非典型肺炎一样可怕的传染疾病。尤其是对于近期内到墨西哥的人，许多国家的政府不是采取短期隔离，就是采取积极观察的政策。世界卫生组织也敲响了警戒的钟声，将猪流感的警戒级别提高到第5级。

严格来说，猪流感其实并非只来自猪类。根据美国疾病管制中心的化验报告，一般大众俗称猪流感的流行性感冒其实包含了猪类、人类和禽类三种流行性感冒的基因成分。因此，有些专家认为此流行性感冒应该称为墨西哥流行性感冒，或者是北美流行性感冒才更为贴切，而最 后美国疾病管制中心就直接用H1N1的学名来称呼它。然而，无论此流行性感冒如何称呼，它在全球造成恐慌是毋庸置疑的。

虽然世界卫生组织至今还未确认猪流感病毒的来源，不过许多专家都揣测病菌是来自墨西哥的商业农场。尽管病菌来源还未确定，不过H1N1的出现却再次把许多疾病专家的焦点集中在商业农场成为繁殖新病毒的温床的危险性。根据一篇去年发表的研究报告，新病菌在商业农场出现的机率比传统式农场高出许多。

为什么商业农场会称为繁殖新病毒的温床呢？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饲养畜生的密度。许多人对于农场的印象都停留在所谓传统农场的概念。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现在许多的商业农场其实就好比工厂的生产线，被饲养的动物其实都被关闭在拥挤和狭小的空间里，其饲料受到了高度的控制。

由于商业农场以利润为主，因此为了节省空间和提高生产率而不惜将动物们都挤到最小的空间，几乎让它们动弹不得。动物在这种拥挤的环境下成长，其健康当然也会受到影响。因此，商业农场的经营者为了增加动物们的免疫系统，不惜在它们的饲料当中加入抗生素。然而，此举动却增加了流行性感冒病毒演化成新品种的可能性。不仅如此，拥挤的环境使到任何演化的新品种病毒更容易扩散和传染。尤其是如果同一个商业农场同时饲养着不同的动物，这更增加了跨物种感染 (cross species infection) 的可能性。

长久以来，善待动物组织(PETA)和许多素食主义者都一直反对商业农场的做法，声称此商业运作是违反道德规范。自从猪流感爆发之后，这些组织的成员不是要求人们改变饮食习惯，称为素食主义者，就是禁止商业农场的经营，让动物在自然的环境中被饲养。

当然，要求全球的人改变饮食习惯是不可能的，而要求禁止商业农场的经营也其实不合理。尽管让动物在自然的环境中被饲养听起来是很好的主义，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这将使到全世界的食物供应量大幅度减少，而食物的价格会应市场要求提高。或许这对富有的人没有太大的影响，不过却会对贫穷的人不利。因此，要完全禁止商业农场的经营是不切实际的。然而，如果要求商业农场增加饲养动物的可活动空间，间接减少动物的稠密度，并且定时为猪只做健康检查，以及安装有效的排泄物取出系统，这大概就可以大大减少新病毒演化、传染和散播的可能性吧？当然，这些措施是会让这些商业农场的利润有所减少。

仔细想想，商业农场之所以会将动物饲养在拥挤的环境和逼喂它们抗生素，其实说穿了还不是贪图更高的利润。这也难怪，在全世界在资本主义推动的大环境下，如果某个企业或者公司就算是整体上还是赚钱的，只要是年度利润下降，就会被视为是失败的。在这种唯利是图的思维的推动下，谁又能够责怪商业农场的营业方式呢？毕竟，它们只不过是将资本主义中利润极大化(profit maximization)的原则发挥得淋漓尽致。或许，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此问题，所谓猪流感反映的是这个时代某种错误和病态的思维吧。

自由意志主义

由于金融海啸间接导致美国失业率创下新高点，因此奥巴马在上任后的短短三个月内一直强调将会以制造就业机会为他的当务之急。为了实践此承诺，奥巴马不惜在预算出现赤字的情况下继续增加联邦开支，希望透过庞大的联邦工程制造就业机会。这些工程包括修复道路和桥梁、扩大再生能源的研究和开发、重整美国的医疗制度等等。当然，要实行这些工程是需要经费的。除了向他国政府贷款外，奥巴马政府在最新的预算中也提议增加高收入者的税。

对于奥巴马所提出的计划和预算，大部分的美国人在民调中都表示支持。然而，如果仔细观察媒体的报导，就不难发现有一群美国人对于奥巴马的做法表示极度不满，并且指责奥巴马利用经济危机扩大联邦政府的权利范围。对这群人而言，政府的职责只包括维持军队来保护人民，以及维持警察来确保人民的安全，而不该对人民施行任何管制。除了征收足够的税来维持军方和警察外，政府也不该向人民征收任何额外的税。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对自由市场的概念极度崇拜，认为政府不该插手国家经济，应当让自由市场的隐形之手来推动和主导经济发展。
熟悉不同政治理念的读者在此时应该猜到本人所形容的就是自由意志主义者 (Libertarians)。如果要简要地形容这些人的哲学理念，就是个人自由是至高无上的权利，只要任何行为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进行，没有任何人 (尤其是政府) 可以干涉。也就是说，自由意志主义者对于任何的社会管制和政府条例都嗤之以鼻。
(刊登于联合早报2009年5月3日)

本人第一次接触自由意志主义者，是在2006年的美国中期选举。当时，本人系上的其中一位教授以自由意志主义党候选人的身份竞选美国众议院。由于当时对美国大选的运作感兴趣，因此和其他学生在该教授的邀请下去聆听他的演讲和与其他竞选人的辩论。老实说，本人在刚接触自由意志主义时还蛮受到吸引。或许是因为在管制严厉的环境下生长，所以在开始接触提倡自由的主义时，难免会被吸引。

然而，在本人对自由意志主义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后，就不禁发现此主义的荒谬之处。例如说，自由意志主义者都不相信政府应该管制毒品，因为是否要服用毒品乃个人自由，只要此人知道服用毒品的害处而又肯为此负责，其他人无权干涉。或者说，自由意志主义者也不相信政府应该有责任提供公共医疗设施和公共教育，而应该让自由市场 (私人企业) 提供这些服务。或者说，自由意志主义者对于解决现在的经济问题的妙方就是要求政府不采取任何管制措施，而是减少现有的管制。在多数经济学者都认同金融海啸是因为不足够的管制措施所造成的背景下，自由意志主义者的看法就显得非常幼稚。

或许以上的指责对自由意志者有缺公平。毕竟，有许多政治主义在纸上谈兵时下都显得头头是道，只不过在真正实行后却不实际。共产主义就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或许对于任何政府而言，在施行政策和管理国家时都不应该遵循任何政治主义，而是应当从现实考量去施政。或许有此考量，奥巴马才会向美国大众承诺他将不会只采用民主党的传统施政方式，而是只会考虑奏效的政策。李资政在不久前接受CNN的专访中被问到他的政治主义时，也曾表示过类似的看法。他指出自己从来都不透过任何政治主义去施政，在决定政策时只遵守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质问某个政策是否在长期里对人民有利。如果有的话就实行，要不然就放弃。

当然，这并不代表所有的政治主义都无用，因为它们能够提供执政者一个施政的方向。然而，如果任何政治家只是盲目和固执地追求某个政治主义而不考虑现实的情况，那么结局不是将国家治理的一团糟，就是沦落为非主流的政党，就如同自由意志主义党一样。

达尔文

（刊登于联合早报2009年9月22日）


对于许多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的拥护者而言，2009年可说是别具意义。今年不仅是达尔文诞辰200周年，也是至今还影响许多学者的巨作《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出版的150周年。因此，有许多与达尔文有关的学术机构都相继计划举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网路上也有许多博客和相关网站也发表了许多文章歌颂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对科学的贡献。


达尔文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进化论，而此学说是了解生物学的基础。曾有学者指出，如果不是透过进化论的观点来了解生物学，那么，生物学的许多现象就会显得荒谬和没有意义。除了生物学之外，进化论也对生命科学、心理学、人类学、哲学、社会学等有相当大的影响。


进化论不只对许多学术理论有深远的影响，也重新定义了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就如同哥白尼的日心说颠覆了地球为宇宙中心的看法，让人类对于自己与宇宙的定位和关系有了更谦卑的理解。进化论除了动摇了人类为神明创造的信念、推翻了生物种类是永恒不变的看法，更重要的是彻底打破人类在大自然中拥有特殊地位的说法，在某种层面上不只让人类与大自然其他生物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也迫使人类重新检讨自己的优越感。人类不再是神明所创造出来以统治万物的生物，而是和其他动物一样经过同样的演化过程的生物。


当然，如同哥白尼所提出的日心说，在16世纪被罗马教庭视为异端邪说，达尔文所提出的进化论，在200年前也受到了许多教徒和封建保守人士的抨击，只因为进化论间接打击了神权统治的基础。哥白尼的日心说到了21世纪已普遍被接受，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却依然备受争议。例如，最近一项在美国的抽样调查就显示，相信人类乃上帝创造，以及认为人类乃透过进化而成的人数，几乎不相上下。
对于进化论至今仍然在一般大众里备受争议，本人有些不解对本人而言，只要接受这几个前提：第一、同一种类的生物会因为基因变异而产生稍微不同的特征；第二、这些特征会让拥有者更有效率地繁殖而没拥有该特征者减少繁殖的几率；第三、所繁殖的下一代都会继承上一代的特征，那么，生物在上述自然选择的作用下慢慢演变成不同生物的过程，在逻辑上就几乎是理所当然的。
　　

除了从古生物学所挖掘出来的化石，生物学、心理学、基因学、电脑模拟等学术领域支持进化论的证据和例子比比皆是。有趣的是，尽管许多大众至今认为进化论备受争议，不过在许多科学家当中，进化论就如同是地心引力论一样不受争议。更有趣的是，每当我们在大众媒体听到某学者对进化论提出质疑时，该学者十之八九都是人文或者宗教学者，鲜少有理科或者科学训练的学者提出类似质疑。

或许这与不同学术领域的思考原则有关。受过科学或者理科训练的人通常会比受过宗教或者人文训练的人对于实质的证据有更大的要求，而思考逻辑也是以主观证据来主导，不被客观想法所左右。这样说吧，支持进化论的证据堆积如山，不会少于支持地心引力的证据，只不过因为许多人或者组织的莫名自尊心作祟而企图压制或者否定这些证据。面对如此堆积如山的铁证，我和许多科学家一样实在无法否定进化论的真实性。然而，每当我企图向否定进化论者进一步解释时，他们总会很自信地否定进化论，认为进化论仅是一个假设，不能当成科学原理来看待。更何况，人类的起源怎么能够用科学理论来解释呢？人类的起源应该是无法用人类可以理解的方式所促成的。


我常常暗忖，这些至今仍然极力否定进化论的人们，只是没有机会接触相关的资料或者书籍罢了。或许人们在接触到相关书籍后，会对进化论有所了解和改观。套用一句达尔文的话：“无知通常比知识更能产生信心”；你会发现，是那些知识浅薄的人，而不是那些知识丰富的人，如此笃定地认为这个或者那个问题是永远无法透过科学的方式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