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联合早报2011年11月27日)
近来浮现的公众议题之一，大概就是社会贫富差距的问题了。
从大选期间此课题不断被在野党提起，到大选后政府不断重申他们正视问题，主流和非主流媒体也陆续报道本地低下阶层生活面对的困难，这些事件在在提醒人们，贫富差距问题已不容忽视。
就在地球另一端，美国纽约华尔街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主要标语“我们是99％”（We are the 99%），也间接说明贫富悬殊问题并非新加坡仅有。
贫富悬殊课题不时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最近通过网络视频观看了英国学者理查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发表有关社会和收入不平等问题如何影响发达国家人民生活素质的演讲后，决定阅读他谈论类似问题的著作“The Spirit Level: 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ies Stronger”。
根据理查威尔金森在书中提供的数据，在发达国家中，越不平等的社会比平等的社会面对更多社会问题，人民的生活素质也偏低。
理查威尔金森用不同国家的社会上层和社会底层收入分配的差异，作为衡量各国社会不平等的指数，然后用相关分析法（correlation analysis）将其指数与其他衡量生活素质的指数一起分析，找出它们之间的关系。
经过分析，理查威尔金森发现，许多衡量生活素质的指数，与衡量社会不平等的指数，彼此间有一定的关系。例如，社会越不平等的发达国家，越可能有更高犯罪率，人民更可能面对更多健康问题，平均寿命也更低。
不仅如此，越不平等的发达国家人民，平均教育水平可能更低、辍学率更高、未成年少女怀孕个案更多，以及社会流动率更低。
阅读此书后曾多次与朋友谈论有关社会不平等对生活素质造成的冲击。由于书中数据显示，新加坡跟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算是一个处在收入不平等指数较高的国家，因此在讨论时我们难免提出政府是否应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友人当中多数抱持了矛盾的看法。
他们认为，社会不平等确实是严重问题，不过这些问题并非新加坡独有，它着实不折不扣是本世纪人类面对的最大问题之一。不过，当话题触及政府是否应推行政策来解决不平等的问题时，例如透过税务重新分配收入、立法制定最低工资，或为低收入者提供收入津贴……，就有朋友马上强烈反对，声称这么做会使新加坡失去经济竞争力，也有人认为这违背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原则。
或许，自认属于社会中上层的朋友觉得，推行让社会更平等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在针对他们，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必须缴付更高税务，而享受更多利益的却是低下阶层的人民。
理查威尔金森的研究对我而言其实是有惊喜发现的。他在比较几个不同国家后发现，越平等的社会，越能提供更高的生活素质，而且受益的不只限于社会低下阶层的人，而是所有阶层，其中也包括社会上的中上层。
朋友们的顾虑和看法，或许源于岛国长久以来一直灌输我们的观念——这个世界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不能依赖有关当局的津贴和扶助、不能成为一个福利国家……当然，在某些情况下，有关当局的立场是没有错的。毕竟，没有人乐于看到任何人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不过，我们不应该把对不劳而获的鄙视，与推行让社会变得更平等的政策混为一谈。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出适当的平衡点，这或许是政府在接下来几年最大的挑战之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