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物语

(刊登于联合早报2007年1月28日)

每当朋友得知我从事有关工作记忆 (Working Memory) 和选择性注意力 (Selective Attention) 的研究时，他们接下来都会问类似 “研究这些东西对日常生活有什么帮助” 或者是 “研究这些东西可以找到什么工作” 的问题。换句话说，我所从事的研究到底有什么经济利益？

虽然每次我都以人因工程学文献里的标准例子回应朋友的疑问，声称我可以从事人与机器、环境的相互作用及其合理结合的研究，帮忙设计出适合人类生理和心理特点的机器和环境系统，以提高生产中效率与个人安全和舒适，并且指出我的学长在某间国际产品公司的研究部门受聘的例子，不过我在内心深处其实很想回答：“我也不知道这些研究有什么经济利益，反正我只是对这些问题感到兴趣”。

就如同我还是大学生时，指导教授曾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你的研究将不会拯救世界或者带来世界和平，只能满足你个人的学术好奇心罢了。或许五十年后有人会利用你的研究成果为这个社会做出某些实质的贡献，不过那也只不过是个遥远的或许。”

近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威廉·卜罗蒂教授 (Prof William Brody) 在本地媒体指出新加坡的研究机构对于研究的思维应该有所改变，不应该只以经济利益作为科研工作的推动力和应该避免衡量科研工作的短期经济效益。他认为本地的研究机构不应该只用专利权和执照来主导研究，而应该着重于研究人才的训练。在应用科研和基础科研之间，卜罗蒂教授显然认为只有从事后者才可以在长期培养更多本地科研企业。

对于卜罗蒂教授的看法，我虽然无法完全赞同，不过在某些程度上了解他的理念。历史上有许多例子显示许多看似毫无经济用途的基础科研最后为人类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例如法拉第 (Faraday) 在从事电学、磁学、磁光学、电化学等研究时，绝对没有想到收音机和发电机等发明。或者是孟德尔在观察豌豆的性征时大概也不会想到自己的观察会在一个半世纪后演化成许多国家希望透过干细胞的研究取得医药专利权的局面吧。

然而，基础科研可以转换成实际用途的可能性终究还是很低。就如卜罗蒂教授本身所说，基础科研很多时候是必须失败的，要不然就无法取得突破性的成就。换句话说，基础科研可算是高风险的投资，因为你不会知道研究的成果在未来是否有任何实际用途。反之，虽然应用科研也许不能取得任何惊人的突破性成就，不过却可算是较稳扎稳打的低风险投资。对于因为特殊的文化背景而一向来就不善于冒险的新加坡，或许应用研究是理所当然的选择。或者说，对于天然资源原本就不丰富的国家而言，一开始就没有太多承受失败的缓冲空间。

当然，以上言论并不是对基础科研的否认，也不是认为本地的研究机构就只需要着重于应用科研。基础科研和应用科研同样重要，因为两者很多时候都彼此辅助。不仅如此，很多时候要区分两者也并不容易。本地的研究机构也只是因为现实的局限而倾向于某种做事态度罢了。只要有关当局不要因为执著于此做事态度而把基础科研和应用科研变成某种二选一的抉择，拥有对科研工作的实际评估指标其实也无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