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联合早报2007年5月27日)
在大约一个月前，李资政在圣占姆士发电厂回答一些年轻人的问题时，被问起有关当局对处理同性恋者的看法是否会改观。尽管李资政当时没直接说有关当局会更接受同性恋者，不过却表示在越来越多科学研究显示性取向是受到基因影响的情况下，或许整个社会对同性恋者的看法会渐渐改观。
李资政的这些话在民间引起了相当大的回响。除了许多不同的博客和论坛网站的网民议论纷纷外，也有许多海峡时报的读者写信针对此话题发表他们的看法。虽然有许多人称赞李资政想法开通，不过也有更多人表示不接受同性恋者，并且呼吁有关当局继续将所谓同性恋者生活方式 (gay lifestyle) 边缘化。
在阅读了许多篇反对同性恋者生活方式的文章后，本人发现有几个经常重复的论点。第一，此生活方式源自堕落的现代西方社会，与拥护 “亚洲价值观” 的新加坡社会格格不入。第二，同性恋者都有淫乱的性生活，接受他们就会增加性病和爱之病的病例，对整个社会不利。第三，就算有许多科学研究显示性取向受基因影响，不过从来没有任何科学家可以绝对证明人的性取向是天生的。
对于喜欢搬出同性恋生活方式属于堕落的现代西方论的人，我总觉得他们缺少了全面的历史观。同性恋生活方式并不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产物。纵观人类历史，在不同的古老文明都可以找到，例如古希腊少男和日本武士的成人仪式都包含许多同性恋成分。就算是古中国，同性恋的例子比比皆是。不相信的话，可以去查查 “断袖分桃” 一词的来源。
至于同性恋就等同淫乱的说法，本人曾经试图在文献里寻找支持此说法的证据，不过却没有找到任何强而有力的证据。唯一支持此说法的是男同性恋者患上爱之病的机率比平常人高的数据。然而，无论性取向，男人患上爱之病的机率一向来就比女人高。根据进化论里性选择的说法，男人比女人更轻易与陌生人发生性关系。因此，男同性恋者较高的爱之病病患率不是因为他们是同性恋，而是因为他们是男人。反之，有许多调查显示同性恋者除了性取向外，在其他方面都和普通人没有两样。在我所认识的同性恋和异性恋朋友当中，就不曾察觉前者的私生活比后者来得淫乱。
我对找不到能够绝对证明性取向是天生的科学家的说法并不惊讶，因为没有一个科学家会在发表意见时运用到 “绝对” 一词。这算是科学研究者之间的习惯。因为采纳了卡尔·波普 (Karl Popper) 的证伪主义 (Falsification)，就算是有堆积如山的证据，也不能构成 “绝对的证明”。由于基因学在近几年有了显著的发展和突破，因此研究者也找到越来越多支持性取向是先天论的证据。反之，反对同性恋者的人似乎都乐意仰赖少数过时的研究报告来 “证明” 性取向不是天生的说法，而不愿去考虑那些近期但却不符合他们看法的报告。
其实，我一向都认为性取向是否天生的辩论对于咱们身为一个社会是否应该接受同性恋者是两码事。就算性取向不是天生的，我们有什么理由剥夺同性恋者在社会立足的权利呢？更何况，所谓性取向和性生活不是个人的私事吗？只要不危及或损害到其他人，又有什么理由阻止呢？在某种层面，我认为鼓励有关当局将同性恋者边缘化的行为就类似种族歧视：只因为某些特定组群拥有了与自己不同的特征、想法或者偏好，所以就必须排挤他们，并且将他们边缘化。只要是和自己不同的特定族群，就不能轻易接受。
仔细想想，这种排挤的精神不是与新加坡的建国宗旨背道而驰吗？宣誓里的 “不分种族、言语、宗教” 指的不应该只是这三样东西，而是一种更广泛的精神，以及能够与不同组群合作以建立更美好家园的包容心。身为新加坡人，我们一直以能够包容不同文化的行为而自豪。或许，我们的后代将会在若干年后讶异着咱们的社会竟然排挤不同性取向的人，就如同现在年轻一代得知六十年代的种族暴动而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的情况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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