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之后的新指标？

(刊登于联合早报2011年5月22日)


在大选的成绩尘埃落定之后，执政党对于大选成绩的反应是表示要改变以往的执政风格。无论是从各议员重申要改善与选民沟通和互动的方式，或者到新内阁的名单，似乎都突显执政党对于自我更新和改变的决心。

尽管执政党表示要改变以往的执政风格，不过这是否意味执政党会改变或者重新考虑现有的政策，许多政治评论者的看法都不一致。有些评论者认为执政党既然保留了绝大部分的议席，因此在政策上不会有太大的更变。当然，也有些评论者认为执政党会因为担忧下一届大选的成绩而重新检讨现有的政策。 无论如何，执政党是否会改变现有的政策还是一个未知数。

无论执政党在接下来五年内是否会检讨并且改变现有的政策，身为选民的本人最期望看到的是某种执政思维上的改变。在本人的印象中，每当有关当局在大选前和大选期间提出和维护任何政策时，其出发点总是以经济理由为考量。例如引入外来劳工可以为我国带来经济增长，或者说调高公共交通的收费是为了确保交通服务不会出现赤字，就连部长们部分的薪金和许多公务员的奖励花红都是根据国内生产总值来计算。如果可以的话，本人希望有关当局在接下来的五年内在提出和推行政策时可以稍微改变以经济考量为主的执政思维。

当然，本人不是说经济发展对新加坡并不重要，或者是政府在实行任何政策时不该考虑其政策所需要的经费和开支，或者是预算如果出现赤字也没问题。再怎么说，本人也不希望新加坡出现类似希腊或者爱尔兰面临经济破产的情况。然而，如果有关当局在提出政策时仅是采取经济发展至上的思维，而不去考虑其他民生的因素，那么某些政策的体现就会显得欠缺人情味，而有关当局在执政的风格上也会与一般大众的期待有些落差，就如同于大选期某些在野党和民众所提出的 “Singapore Incorporated” 的称号一样，批评执政党管理民生的方式就如同企业管理，而非从治理国家的角度去经营。

或许，本人对于有关当局的指责有些欠缺公平。毕竟，我国政府并非唯一利用与经济增长相关的指标来衡量国家增长和进步的国家，许多其他国家也如此。这是因为经济学是研究社会如何利用和分配有限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动的科学，所以其学术的指标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增长和进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不足为奇。

然而，经济学一向来也饱受许多学者的批评，指许多理论替人类行为所做的假设并不实际，甚至忽略了人为的因素。因此，近十到二十年内，许多经济学者在考虑到这点后，都纷纷与心理学学者合作，重新探讨主流经济学对于人类行为所做的一些假设，也同时促成了类似行为经济学 (Behavior Economics) 的学术，从中也产生了一些所谓衡量幸福感 (well-being) 的指标。
或许是因为本人职业训练的关系 (毕竟行为经济学与心理学有很大的关联)， 本人倒是希望有关当局在接下来五年除了只利用经济指标外，也可以考虑将这些衡量幸福感的指标来衡量我国的增长和进步。例如，在评估交通部的成绩时，除了考虑是否超出预算或者公共交通是否取得足够的利润的同时，也应该考虑一般公共交通使用者的满意度。

毕竟，治理国家并非企业管理，尤其是在本地现有的国民与初期建国的国民有所不同的前提下。 如果有关当局想要有效 “治理”，就必需走出传统的执政思维，利用经济指标以外的指标来衡量我国的增长和进步，要不然恐怕就只能停留在 “管理” 的阶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