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 would be typed on the computer
Semantics digitised and feelings magnetized
She walked past the story
Unaware the cameras were rolling
Lights, props, and actors all in place
I had to forget my lines at that point
Although it never started
It would end
With me throwing rocks into the ocean
The waves pushing time into my life
If I return to the middle of the story
She would be standing in front of me
Her face blurred
By the scratches of my pencil
No matter how hard I tried to sketch her
It is an image from history
I remembered that I've forgotten her
On the last day we parted
The cold trees lined a path
All the way into my colourless dream
Are all love poems melancholic?
Because our existence is too dull
To screw our perspective on life
Sorrow the antidote for emptiness
If she was aware
Of the world created in my head
Would her presence fill the void?
Pushing love out of this poem?
How could I love an image so clear?
A love that waits to be unloved
Thursday, October 07, 2010
Monday, August 30, 2010
压力太大？
(刊登于2010年8月29日)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大势所趋，近来经常听到周遭许多人埋怨社会的节奏越来越紧凑，生活倍感压力。无论是学生或家长抱怨课业沉重，以致怪罪于教育制度，或者是上班族和劳工族埋怨繁重的工作量和微薄的薪金，大家都似乎把“我觉得压力很大！”挂在嘴边，当成口头禅。
要不然翻开报纸或打开电视机、收音机，就会读到或听到有关现代人压力越来越大以致生活彷徨，或者现在的小学生跟以前相比，非常可怜，因为他们被课本压得喘不过气，已经失去了童真。无论是从所谓知识分子的笔下或者媒体工作者的口中，大家都在阐述：现代生活给人们带来无数的压力，令人无法负荷。
现代生活的压力真的这么大吗？翻开报纸，看到世界上许多地方发生自然灾害或者战争，许多人因而流离失所。例如，最近巴基斯坦发生严重的水灾，死了数千人，而生还者面对了粮食短缺和染上传染病的威胁。我倒想知道，人们是否叹息灾害如何悲惨后不久，就向他人抱怨自己生活压力很大。
也许这样的比较有些欠缺公平。毕竟新加坡已经不是第三世界国家，也独天得厚，鲜少有自然灾害的侵袭。当然，我国也曾经是第三世界国家，也曾被自然灾害侵袭。母亲小时候就曾目睹两个弟弟因水灾而丧命。她也因为家境贫穷而无法受教育，必须在外公到外头工作时，帮忙外婆照顾年轻的弟妹。对于当时的母亲而言，她最渴望自己有机会接受教育，因为跟每天都不知道下一餐有没有饭吃的压力比起来，在课堂的压力应该相对是某种幸福吧？至少，这是母亲在我还在念小学时所给予的训话，尤其是每当我大声嚷嚷不想念书的时候。
不过，这样的比较或许还是欠缺公平，我们怎么能够用现在的生活标准跟过去的生活标准比较呢？如果要比较的话，也应该用第一世界的西方国家来比吧？例如美国、澳洲或者欧洲，许多有本事和能力到这些国家留学或者工作的新加坡人不是大赞这些地方的生活节奏没有本地快，压力也没那么大吗？
当然，这些国家现在普遍面对失业率上升，非一流大学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问题，这大概与缓慢的生活节奏没什么关系吧？还有，在这些国家如果失业的话，不是可以享受到社会福利津贴吗？那么，为何这些国家的报章出现许多在经济不景气下找到工作的人感到庆幸的报道呢？近几个月来，让本人印象深刻的一篇报道，就属《纽约时报》访问一名美国人，他在失业良久后找到工作时所发出的感慨：有工作真好，因为就算工作压力再大，也不比失业时那种失去自尊的压力来得大。
其实，咱们现在的生活压力大不大，很多时候都是看拿什么情况来做比较。许多心理学的研究显示，很多时候人们对于环境或者待遇好坏的主观看法会受到所选择的比较标准的影响。如果各位下次想要埋怨自己承受很大的压力时，倒不如想想至少压力的来源不会置你于死地，不像那些承受自然灾害或者战争的人们。如果要抱怨功课或者工作压力大时，不如想想那些想要读书却没办法读书的穷孩子，或者那些因为经济不景气而长期失业的人，你就会觉得自己所承受的不是压力，而是某种伪装的幸福。
这样的做法是自欺欺人，还是重新学会珍惜自己所拥有的，这就见仁见智了。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大势所趋，近来经常听到周遭许多人埋怨社会的节奏越来越紧凑，生活倍感压力。无论是学生或家长抱怨课业沉重，以致怪罪于教育制度，或者是上班族和劳工族埋怨繁重的工作量和微薄的薪金，大家都似乎把“我觉得压力很大！”挂在嘴边，当成口头禅。
要不然翻开报纸或打开电视机、收音机，就会读到或听到有关现代人压力越来越大以致生活彷徨，或者现在的小学生跟以前相比，非常可怜，因为他们被课本压得喘不过气，已经失去了童真。无论是从所谓知识分子的笔下或者媒体工作者的口中，大家都在阐述：现代生活给人们带来无数的压力，令人无法负荷。
现代生活的压力真的这么大吗？翻开报纸，看到世界上许多地方发生自然灾害或者战争，许多人因而流离失所。例如，最近巴基斯坦发生严重的水灾，死了数千人，而生还者面对了粮食短缺和染上传染病的威胁。我倒想知道，人们是否叹息灾害如何悲惨后不久，就向他人抱怨自己生活压力很大。
也许这样的比较有些欠缺公平。毕竟新加坡已经不是第三世界国家，也独天得厚，鲜少有自然灾害的侵袭。当然，我国也曾经是第三世界国家，也曾被自然灾害侵袭。母亲小时候就曾目睹两个弟弟因水灾而丧命。她也因为家境贫穷而无法受教育，必须在外公到外头工作时，帮忙外婆照顾年轻的弟妹。对于当时的母亲而言，她最渴望自己有机会接受教育，因为跟每天都不知道下一餐有没有饭吃的压力比起来，在课堂的压力应该相对是某种幸福吧？至少，这是母亲在我还在念小学时所给予的训话，尤其是每当我大声嚷嚷不想念书的时候。
不过，这样的比较或许还是欠缺公平，我们怎么能够用现在的生活标准跟过去的生活标准比较呢？如果要比较的话，也应该用第一世界的西方国家来比吧？例如美国、澳洲或者欧洲，许多有本事和能力到这些国家留学或者工作的新加坡人不是大赞这些地方的生活节奏没有本地快，压力也没那么大吗？
当然，这些国家现在普遍面对失业率上升，非一流大学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问题，这大概与缓慢的生活节奏没什么关系吧？还有，在这些国家如果失业的话，不是可以享受到社会福利津贴吗？那么，为何这些国家的报章出现许多在经济不景气下找到工作的人感到庆幸的报道呢？近几个月来，让本人印象深刻的一篇报道，就属《纽约时报》访问一名美国人，他在失业良久后找到工作时所发出的感慨：有工作真好，因为就算工作压力再大，也不比失业时那种失去自尊的压力来得大。
其实，咱们现在的生活压力大不大，很多时候都是看拿什么情况来做比较。许多心理学的研究显示，很多时候人们对于环境或者待遇好坏的主观看法会受到所选择的比较标准的影响。如果各位下次想要埋怨自己承受很大的压力时，倒不如想想至少压力的来源不会置你于死地，不像那些承受自然灾害或者战争的人们。如果要抱怨功课或者工作压力大时，不如想想那些想要读书却没办法读书的穷孩子，或者那些因为经济不景气而长期失业的人，你就会觉得自己所承受的不是压力，而是某种伪装的幸福。
这样的做法是自欺欺人，还是重新学会珍惜自己所拥有的，这就见仁见智了。
Sunday, August 15, 2010
人脑潜能未开发？
(刊登与联合早报2010年8月15日)
本人经常听到一个有关人脑运作的认知是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只运用大脑10%的功能，而其余90%都是未开发的潜能；如果可以通过某种方法或者课程开发其余的潜能，我们就可以增加自己的思考能力、办事能力和创意。对于此论点，本人不仅多次在谈话中听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朋友们阐述，也经常从不同媒体的管道接触到此论点，尤其从是那些兜售着声称可以开发脑部潜能的产品的商人们。
尽管一般人将此论点当成是一种自我激励的方法，不过很可惜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自从脑部扫描仪器贝发明后，研究人脑的科学家就已经透过无数脑部扫描的资料确认人们其实无时无刻都在使用所有大脑功能的事实。当然，在脑部扫描仪器贝发明前，许多研究脑部受创病人的科学家就已经揣测人们无时无刻都在运用大脑所有的功能，因为很多时候就算是一小部分的脑部受到创伤，病人的行为和思维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不仅如此，如果从进化论的角度来分析此论点，就会得到此论点是个错误认知的结论。尽管人脑平均只占了一个普通人大约3%的体积，不过它却是所有器官当中最耗能量的器官，平均用上了一个普通人大约20%的能量。由于人类的祖先生活在非常苛刻的环境中，因此大自然绝对是不会允许任何人类拥有一个耗费这么多能量而在平常仅是发挥10%能力的器官，只因为这其余的能量可以转换成用来躲避掠食者的肌肉，或者是在找不到食物时的紧急能源。
每当我向发表此论点的人指出这是个错误的认知后，我发现我可以用多数人在当下的反应将他们分为两组。第一组的人通常马上提出强烈抗议，并且指出本人所提出的证据无法推翻人们可以透过某种方法开发脑部潜能的理论。无独有偶的是这组人很多时候都是在此方面的利害关系者，不是正在推销某种可以开发脑部潜能的产品，就是已经花了钱购买以上产品者。
至于另一组人，他们的反应没有如此强烈，很多时候不是表示失望，就是表示他们不知道以上论点是个错误的认知。然而，这组人的接下来的问题几乎都一致，就是讯问本人是否知道有任何方法可以让他们以最少的时间和精力来使自己在某个知识领域成为佼佼者。换句话说，他们还是很想知道是否有任何方法可以开发连自己都不知道的潜能，尽管用了个拐弯抹角的方式来讯问。当我也很拐弯抹角地指出只有刻苦耐劳的练习才能让人在任何知识领域中成为佼佼者，这些人的失望可想而知。
从小到大，本人就一直被灌输着(也同时灌输别人)刻苦耐劳是成功的不二法门，无论是在知识的领域或者是学习任何技能都一样。不仅如此，许多有关人类学习的研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就是如果要在任何知识领域成为所谓的专家，就必须比常人下更多的功夫。然而，我们可以从社会上许多兜售开发脑部潜能的产品和相信一般人平时只运用了10%脑部功能的例子得知要刻苦耐劳才能成功的想法并不是很受欢迎。
本人在多次遇到以上状况后，不禁质疑这种渴望开发自己脑部潜能的想法是否源于人类某种潜在的惰性。或许，很多时候大家都很清楚自己应该做的东西，只不过因为惰性使然，所以才钻牛角尖地去寻找某些虚构的方法，而这大概也解释为何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只运用大脑10%的功能的错误认知到现今还如此普及吧。
本人经常听到一个有关人脑运作的认知是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只运用大脑10%的功能，而其余90%都是未开发的潜能；如果可以通过某种方法或者课程开发其余的潜能，我们就可以增加自己的思考能力、办事能力和创意。对于此论点，本人不仅多次在谈话中听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朋友们阐述，也经常从不同媒体的管道接触到此论点，尤其从是那些兜售着声称可以开发脑部潜能的产品的商人们。
尽管一般人将此论点当成是一种自我激励的方法，不过很可惜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自从脑部扫描仪器贝发明后，研究人脑的科学家就已经透过无数脑部扫描的资料确认人们其实无时无刻都在使用所有大脑功能的事实。当然，在脑部扫描仪器贝发明前，许多研究脑部受创病人的科学家就已经揣测人们无时无刻都在运用大脑所有的功能，因为很多时候就算是一小部分的脑部受到创伤，病人的行为和思维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不仅如此，如果从进化论的角度来分析此论点，就会得到此论点是个错误认知的结论。尽管人脑平均只占了一个普通人大约3%的体积，不过它却是所有器官当中最耗能量的器官，平均用上了一个普通人大约20%的能量。由于人类的祖先生活在非常苛刻的环境中，因此大自然绝对是不会允许任何人类拥有一个耗费这么多能量而在平常仅是发挥10%能力的器官，只因为这其余的能量可以转换成用来躲避掠食者的肌肉，或者是在找不到食物时的紧急能源。
每当我向发表此论点的人指出这是个错误的认知后，我发现我可以用多数人在当下的反应将他们分为两组。第一组的人通常马上提出强烈抗议，并且指出本人所提出的证据无法推翻人们可以透过某种方法开发脑部潜能的理论。无独有偶的是这组人很多时候都是在此方面的利害关系者，不是正在推销某种可以开发脑部潜能的产品，就是已经花了钱购买以上产品者。
至于另一组人，他们的反应没有如此强烈，很多时候不是表示失望，就是表示他们不知道以上论点是个错误的认知。然而，这组人的接下来的问题几乎都一致，就是讯问本人是否知道有任何方法可以让他们以最少的时间和精力来使自己在某个知识领域成为佼佼者。换句话说，他们还是很想知道是否有任何方法可以开发连自己都不知道的潜能，尽管用了个拐弯抹角的方式来讯问。当我也很拐弯抹角地指出只有刻苦耐劳的练习才能让人在任何知识领域中成为佼佼者，这些人的失望可想而知。
从小到大，本人就一直被灌输着(也同时灌输别人)刻苦耐劳是成功的不二法门，无论是在知识的领域或者是学习任何技能都一样。不仅如此，许多有关人类学习的研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就是如果要在任何知识领域成为所谓的专家，就必须比常人下更多的功夫。然而，我们可以从社会上许多兜售开发脑部潜能的产品和相信一般人平时只运用了10%脑部功能的例子得知要刻苦耐劳才能成功的想法并不是很受欢迎。
本人在多次遇到以上状况后，不禁质疑这种渴望开发自己脑部潜能的想法是否源于人类某种潜在的惰性。或许，很多时候大家都很清楚自己应该做的东西，只不过因为惰性使然，所以才钻牛角尖地去寻找某些虚构的方法，而这大概也解释为何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只运用大脑10%的功能的错误认知到现今还如此普及吧。
Tuesday, August 03, 2010
亲子教育可以用选择代替吗？
(刊登于联合早报2010年8月1日)
由于自己还没有当父亲，因此以下言论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只能算是纸上谈兵。
然而，因为周遭有些朋友的儿女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所以和他们见面时，话题难免围绕着亲子关系和养育儿女的课题上。当然，很多时候话题都是从朋友讯问我如何从心理学的角度与孩子沟通的问题开始。不过，每当我向他们解释我所钻研的领域并非儿童心理学，因此无法给予任何专业的协助时，话题的重心就转到了朋友们养育儿女的经验和所面对的种种问题。
从与朋友们的谈话中，本人不难发现一些大家都爱的话题。例如，那些孩子即将上小学的朋友就开始讨论如何能够替小朋友报考所谓的 “明星小学”，从搬到这些明星小学的周围到距离小孩报考小一入学的两三年牵就到这些小学当义工的招数都不算什么，我甚至听到有些父母为了增加小孩能够报考明星小学的机会而不惜花钱在附近租房间但却又不搬入所租的房间的故事，只为了能够获取报考入明星小学的资格。
或者说，那些孩子还在幼稚园的朋友就会大谈应该让小孩参加哪些培训课程，如芭蕾舞课程、游泳课、语文正音和培训班等等。不然的话，就是讨论哪些儿童教材最好。如果有一群拥有同样年纪的孩子的父母在场的话，那么大家就像勤劳的学生一样交换笔记，互相向彼此介绍哪个芭蕾舞学校比较好，或是应该让孩子参加哪个培训课程才对小孩最有益，或是可以购买哪个教学影像光碟给孩子看。
本人听了许多有关养育儿女的话题后，突然发现有个不断重复的主题，也就是许多年轻的父母在谈论如何养育儿女时，其中的重点并非在于花费时间和精力来亲自教导自己子女，而是在于花费时间和精力替孩子做出最好的选择。例如说，选择最好的明星小学、选择对孩子有益的培训课程、选择能够同时娱乐又教育孩子的儿童教材，仿佛只要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就等于给予孩子某种教育。
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些父母的行为都是出自对于孩子的关怀，只不过本人总觉得这种做法似乎有些本末倒置。与其大费周章去设法让小孩能够报考入所谓的明星小学，为何不将同样的时间用在亲自教导孩子呢？难道是因为感觉当父母的责任过于重大，所以才选择寻找专人来代替自己负责小孩的教育吗？毕竟，就算自己会游泳，也未必能够确保能够有效地教自己的小孩游泳，倒不如聘请个专业的教练来教导。
如果按照此思维逻辑去看待以上现象，这是否是种变相的责任推卸呢？例如说，如果小孩的某某东西不够好，绝对不是父母对于孩子的教育不足够，因为父母已经替孩子选择了优良的学校／培训课程／教练了。如果要追究责任，都是那个学校／培训课程／教练的错。
当然，这种指责或许有些欠缺公平，因为现在许多父母都忙于事业，就算他们想花多一些时间来亲自教育孩子，恐怕很多时候都只是力不从心，而用良好的选择来代替亲子的教育或许只是某种不得以的下策。或许，本人在将来当了父亲后，也会因为种种理由而无法亲自教导自己的小孩，而跟那些已经当了父母的朋友一样。
都说了，自己还没当父亲，所以以上言论或许只是在纸上谈兵罢了。
由于自己还没有当父亲，因此以下言论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只能算是纸上谈兵。
然而，因为周遭有些朋友的儿女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所以和他们见面时，话题难免围绕着亲子关系和养育儿女的课题上。当然，很多时候话题都是从朋友讯问我如何从心理学的角度与孩子沟通的问题开始。不过，每当我向他们解释我所钻研的领域并非儿童心理学，因此无法给予任何专业的协助时，话题的重心就转到了朋友们养育儿女的经验和所面对的种种问题。
从与朋友们的谈话中，本人不难发现一些大家都爱的话题。例如，那些孩子即将上小学的朋友就开始讨论如何能够替小朋友报考所谓的 “明星小学”，从搬到这些明星小学的周围到距离小孩报考小一入学的两三年牵就到这些小学当义工的招数都不算什么，我甚至听到有些父母为了增加小孩能够报考明星小学的机会而不惜花钱在附近租房间但却又不搬入所租的房间的故事，只为了能够获取报考入明星小学的资格。
或者说，那些孩子还在幼稚园的朋友就会大谈应该让小孩参加哪些培训课程，如芭蕾舞课程、游泳课、语文正音和培训班等等。不然的话，就是讨论哪些儿童教材最好。如果有一群拥有同样年纪的孩子的父母在场的话，那么大家就像勤劳的学生一样交换笔记，互相向彼此介绍哪个芭蕾舞学校比较好，或是应该让孩子参加哪个培训课程才对小孩最有益，或是可以购买哪个教学影像光碟给孩子看。
本人听了许多有关养育儿女的话题后，突然发现有个不断重复的主题，也就是许多年轻的父母在谈论如何养育儿女时，其中的重点并非在于花费时间和精力来亲自教导自己子女，而是在于花费时间和精力替孩子做出最好的选择。例如说，选择最好的明星小学、选择对孩子有益的培训课程、选择能够同时娱乐又教育孩子的儿童教材，仿佛只要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就等于给予孩子某种教育。
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些父母的行为都是出自对于孩子的关怀，只不过本人总觉得这种做法似乎有些本末倒置。与其大费周章去设法让小孩能够报考入所谓的明星小学，为何不将同样的时间用在亲自教导孩子呢？难道是因为感觉当父母的责任过于重大，所以才选择寻找专人来代替自己负责小孩的教育吗？毕竟，就算自己会游泳，也未必能够确保能够有效地教自己的小孩游泳，倒不如聘请个专业的教练来教导。
如果按照此思维逻辑去看待以上现象，这是否是种变相的责任推卸呢？例如说，如果小孩的某某东西不够好，绝对不是父母对于孩子的教育不足够，因为父母已经替孩子选择了优良的学校／培训课程／教练了。如果要追究责任，都是那个学校／培训课程／教练的错。
当然，这种指责或许有些欠缺公平，因为现在许多父母都忙于事业，就算他们想花多一些时间来亲自教育孩子，恐怕很多时候都只是力不从心，而用良好的选择来代替亲子的教育或许只是某种不得以的下策。或许，本人在将来当了父亲后，也会因为种种理由而无法亲自教导自己的小孩，而跟那些已经当了父母的朋友一样。
都说了，自己还没当父亲，所以以上言论或许只是在纸上谈兵罢了。
媒体与科学新闻
(刊登于联合早报2010年7月11日)
最近和大学时期指导本人的教授吃饭闲聊时，除了互相交换了教育的心得外，谈话的内容当然还是三句不离本行般地围绕着最近发表的心理学研究。在我们所讨论的话题当中，包括了近期于美国的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发表的一篇有关学习风格(Learning Styles)的报告。
所谓学习风格的概念指的是不同人有着不同学习风格的说法。这其中的学习风格包括视觉、听觉等等。根据许多推崇学习风格的人士而言，教育工作者应当针对每个人不同的学习风格而施教。例如，教育工作者应该利用视觉讯息去教导拥有视觉学习风格的学生，如此一来教学才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应。
该报告综合了近二十年来对学习风格此理论的研究后，指出尽管学习风格的说法在大众意识和教育工作者中很普遍，不过支持该理论的证据却是微乎其微。因此，撰写该报告的学者们还呼吁教育工作者们不应该把教育资源浪费在没有实质证据支持的学习风格理论上，反而应该将资源转向拥有许多证据支持的教育方法上。
对于此结论，教授和我并不感到意外，反而认为此结论理所当然。这是因为我们几年前在讨论此课题时就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当然，我们当时的结论仅是源于咱们对于人类处理资讯的知识而做的揣测，而并非像以上学者一样系统性地参考了研究文献。然而，我们在几年前讨论此课题的动机却和撰写该报告的学者一样，就是对于咱们周围许多教育工作者毫不保留地接受学习风格说法的现象感到不安。
在讨论此报告的内容后，我对教授表示自己希望此报告可以改变许多人的看法。然而，教授并没有认同我的看法，反而认为此报告的发表并不会改变什么，相信学习风格的人还是会相信学习风格的说法，不会为此报告的结论所动摇。对教授而言，要改变一般人的想法是十分困难的事，尤其是在大众已根深蒂固的想法，绝不会因为某些学者的澄清或者报告就能够改变。
仔细想想，教授的话也并不是完全没道理，并让我想起了一般大众对于所谓莫扎特效应(Mozart Effect)的看法。许多大众都认为让孩子聆听莫扎特的音乐有助于孩子的智能发展，尽管从该说法开始至今有许多研究显示该效应没有科学根据。就在几个星期前，我的某位亲戚才花了一笔钱购买莫扎特的音乐播给她的女儿听，希望能借此提升女儿的智能，尽管我一再提醒这位亲戚莫扎特效应毫无证据支持。
为何在公众意识根深蒂固的想法如此难以改变呢？当然，这其中的原因或许有很多，不过本人认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有些媒体并没有能力去处理有关科学研究的新闻，导致许多相关的研究无法渗透到大众意识内，改变一些根深蒂固的错误想法。许多媒体工作者不是毕业于大众传媒系，就是毕业于人文学系。尽管也有媒体工作者毕业于科学或者理工学系，不过我相信这些媒体工作者属于少数。因此，对于有关科学研究的新闻，多数媒体工作者其实都是在处理他们不熟悉的知识领域，难免就会出现思维上的盲点。
不仅如此，许多媒体在报导有关科学研究的新闻时都缺乏所谓的“新闻记忆”，很多时候并没有彻底地跟进某些科学研究的后续发展。就拿所谓的莫扎特效应做为例子，此效应其实源于某篇初步的研究报告，而许多媒体在得知了此报告后就对大众大肆渲染聆听莫扎特音乐能够促进儿童智能发展的消息。然而，这些媒体却忽略了许多之后显示莫扎特效应其实不存在的研究报告，没将这些不支持莫扎特效应的研究浮现到大众意识中。当然，一般大众也不会去阅读专业的科学报告，如果媒体没有进一步跟进的话，也难怪有时这些错误的想法会在大众根深蒂固。
当然，本人之所以知道学习风格和莫扎特效应没有科学根据是完全因为自身的专业训练。本人也多次遇到类似状况：从媒体上得知一些有关其科学领域的讯息后，在与拥有该领域的专业训练的人士交谈时才发现该讯息不是完全错误，就是过于简单化。此现象或许也体现了现今媒体所面对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在许多有关科学和科技的知识变得越来越专业的趋势下，媒体们是否能够依靠原有的操作模式来正确地报导有关这方面的新闻呢？
最近和大学时期指导本人的教授吃饭闲聊时，除了互相交换了教育的心得外，谈话的内容当然还是三句不离本行般地围绕着最近发表的心理学研究。在我们所讨论的话题当中，包括了近期于美国的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发表的一篇有关学习风格(Learning Styles)的报告。
所谓学习风格的概念指的是不同人有着不同学习风格的说法。这其中的学习风格包括视觉、听觉等等。根据许多推崇学习风格的人士而言，教育工作者应当针对每个人不同的学习风格而施教。例如，教育工作者应该利用视觉讯息去教导拥有视觉学习风格的学生，如此一来教学才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应。
该报告综合了近二十年来对学习风格此理论的研究后，指出尽管学习风格的说法在大众意识和教育工作者中很普遍，不过支持该理论的证据却是微乎其微。因此，撰写该报告的学者们还呼吁教育工作者们不应该把教育资源浪费在没有实质证据支持的学习风格理论上，反而应该将资源转向拥有许多证据支持的教育方法上。
对于此结论，教授和我并不感到意外，反而认为此结论理所当然。这是因为我们几年前在讨论此课题时就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当然，我们当时的结论仅是源于咱们对于人类处理资讯的知识而做的揣测，而并非像以上学者一样系统性地参考了研究文献。然而，我们在几年前讨论此课题的动机却和撰写该报告的学者一样，就是对于咱们周围许多教育工作者毫不保留地接受学习风格说法的现象感到不安。
在讨论此报告的内容后，我对教授表示自己希望此报告可以改变许多人的看法。然而，教授并没有认同我的看法，反而认为此报告的发表并不会改变什么，相信学习风格的人还是会相信学习风格的说法，不会为此报告的结论所动摇。对教授而言，要改变一般人的想法是十分困难的事，尤其是在大众已根深蒂固的想法，绝不会因为某些学者的澄清或者报告就能够改变。
仔细想想，教授的话也并不是完全没道理，并让我想起了一般大众对于所谓莫扎特效应(Mozart Effect)的看法。许多大众都认为让孩子聆听莫扎特的音乐有助于孩子的智能发展，尽管从该说法开始至今有许多研究显示该效应没有科学根据。就在几个星期前，我的某位亲戚才花了一笔钱购买莫扎特的音乐播给她的女儿听，希望能借此提升女儿的智能，尽管我一再提醒这位亲戚莫扎特效应毫无证据支持。
为何在公众意识根深蒂固的想法如此难以改变呢？当然，这其中的原因或许有很多，不过本人认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有些媒体并没有能力去处理有关科学研究的新闻，导致许多相关的研究无法渗透到大众意识内，改变一些根深蒂固的错误想法。许多媒体工作者不是毕业于大众传媒系，就是毕业于人文学系。尽管也有媒体工作者毕业于科学或者理工学系，不过我相信这些媒体工作者属于少数。因此，对于有关科学研究的新闻，多数媒体工作者其实都是在处理他们不熟悉的知识领域，难免就会出现思维上的盲点。
不仅如此，许多媒体在报导有关科学研究的新闻时都缺乏所谓的“新闻记忆”，很多时候并没有彻底地跟进某些科学研究的后续发展。就拿所谓的莫扎特效应做为例子，此效应其实源于某篇初步的研究报告，而许多媒体在得知了此报告后就对大众大肆渲染聆听莫扎特音乐能够促进儿童智能发展的消息。然而，这些媒体却忽略了许多之后显示莫扎特效应其实不存在的研究报告，没将这些不支持莫扎特效应的研究浮现到大众意识中。当然，一般大众也不会去阅读专业的科学报告，如果媒体没有进一步跟进的话，也难怪有时这些错误的想法会在大众根深蒂固。
当然，本人之所以知道学习风格和莫扎特效应没有科学根据是完全因为自身的专业训练。本人也多次遇到类似状况：从媒体上得知一些有关其科学领域的讯息后，在与拥有该领域的专业训练的人士交谈时才发现该讯息不是完全错误，就是过于简单化。此现象或许也体现了现今媒体所面对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在许多有关科学和科技的知识变得越来越专业的趋势下，媒体们是否能够依靠原有的操作模式来正确地报导有关这方面的新闻呢？
Tuesday, June 08, 2010
Craig Ferguson's Fabulous Swearing Cute Bunny
This is Craig Ferguson's newest puppet. It's freaking awesome and makes me laugh every time I watch it.
Sunday, June 06, 2010
立场与不立场之间
（刊登于联合早报2010年6月6日）
在2010年世界杯的脚步声渐渐靠近时，许多本地球迷的并非以一颗期待的心面对，而是有些担忧和忐忑不安地等待本地的电信公司与世界杯主办当局谈判的结果，希望本地电信公司可获得转播世界杯赛事的播映权。如果留意本地球迷在网上空间对此课题的讨论，就不难发现在谈判过程中所冒出的一个论点，也就是许多球迷希望有关当局能够出手干涉，代替电信公司竞标世界杯赛事的播映权，然后免费在公共电视转播。
当然，电信公司最终获得了世界杯赛事的播映权，而相继推出世界杯赛事的配套。然而，也有许多球迷对电信公司所推出的配套不满，声称其配套过于昂贵。有些球迷(如同本人)选择不观看世界杯，也有些球迷选择其他途径，例如到邻国观看球赛。当然，也有些球迷呼吁有关当局能够出手干涉，免费播放所有的世界杯赛事。 其实，如果仔细想想，人民要求有关当局出手干涉的例子不仅限于世界杯赛事的播映。前几年的金融海啸发生后，许多购买了被金融海啸所影响的金融产品的人也要求有关当局出手干涉，希望有关当局能够帮他们主持公道。
本人在思考球迷认为有关当局应该出手干涉的看法时，不禁觉得整个事件有些讽刺。本人从小到大经常听到的一个说法就是许多新加坡人觉得有关当局过于干涉人民的生活。无论是从咖啡店市井小民的谈话中，或者是知识份子的笔下，都表达出有关当局不应该干涉人民生活的看法。因此，在长久以来听到这类的评语后，突然听到球迷希望有关当局对于某些社会现象有所干涉时，难免觉得有些荒谬。
从某个角度来看，这种要求有关当局干涉的行为让本人联想到电影或者电视剧常看到的某个情节：被宠坏的青少年一直要求父母给予自己更多的自由和空间，然而自己一个人在外头生活遇到困难时就立即要求父母的援助。简单地说，我们不能一边要求有关当局给予我们更多自由和更少干涉后，在碰到让自己不满意的事件时就转身向有关当局哭诉，要求他们出手干涉。
当然，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此课题时，浮现在台面的辩论就变成有关当局在人民生活和国家经济里所应该扮演的角色。当然，拥有不同理念的人对于此辩论会拥有不同的立场。例如，本人许多拥护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的朋友都会强烈反对有关当局干涉市场的运作的任何动作。或者，拥有民主社会主义倾向的本人就认为有关当局应该在某种程度上监督和管制市场的运作。当然，此课题并没有所谓简单的答案，本人如果试图在这篇文章里结论，就会把此辩论过于简单化了。
然而，无论各位抱持着什么理念和对于有关当局应该在咱们生活所扮演的角色拥有什么看法，最重要的是应该对于自己所抱持的想法和立场贯彻始终吧。例如，认为有关当局应该少干涉人民生活的人，就不应该在市场条件不利于自己时跑去向有关当局哭诉。或者说，支持有关当局干涉市场运作的人，也不该在缴税时埋怨有关当局仅会剥削人民。本人想说的是，大家可以拥有不同的立场，不过至少要对于此立场一以贯之，要不然就变成只会要求有关当局照顾自身利益的被宠坏的人民罢了。
在2010年世界杯的脚步声渐渐靠近时，许多本地球迷的并非以一颗期待的心面对，而是有些担忧和忐忑不安地等待本地的电信公司与世界杯主办当局谈判的结果，希望本地电信公司可获得转播世界杯赛事的播映权。如果留意本地球迷在网上空间对此课题的讨论，就不难发现在谈判过程中所冒出的一个论点，也就是许多球迷希望有关当局能够出手干涉，代替电信公司竞标世界杯赛事的播映权，然后免费在公共电视转播。
当然，电信公司最终获得了世界杯赛事的播映权，而相继推出世界杯赛事的配套。然而，也有许多球迷对电信公司所推出的配套不满，声称其配套过于昂贵。有些球迷(如同本人)选择不观看世界杯，也有些球迷选择其他途径，例如到邻国观看球赛。当然，也有些球迷呼吁有关当局能够出手干涉，免费播放所有的世界杯赛事。 其实，如果仔细想想，人民要求有关当局出手干涉的例子不仅限于世界杯赛事的播映。前几年的金融海啸发生后，许多购买了被金融海啸所影响的金融产品的人也要求有关当局出手干涉，希望有关当局能够帮他们主持公道。
本人在思考球迷认为有关当局应该出手干涉的看法时，不禁觉得整个事件有些讽刺。本人从小到大经常听到的一个说法就是许多新加坡人觉得有关当局过于干涉人民的生活。无论是从咖啡店市井小民的谈话中，或者是知识份子的笔下，都表达出有关当局不应该干涉人民生活的看法。因此，在长久以来听到这类的评语后，突然听到球迷希望有关当局对于某些社会现象有所干涉时，难免觉得有些荒谬。
从某个角度来看，这种要求有关当局干涉的行为让本人联想到电影或者电视剧常看到的某个情节：被宠坏的青少年一直要求父母给予自己更多的自由和空间，然而自己一个人在外头生活遇到困难时就立即要求父母的援助。简单地说，我们不能一边要求有关当局给予我们更多自由和更少干涉后，在碰到让自己不满意的事件时就转身向有关当局哭诉，要求他们出手干涉。
当然，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此课题时，浮现在台面的辩论就变成有关当局在人民生活和国家经济里所应该扮演的角色。当然，拥有不同理念的人对于此辩论会拥有不同的立场。例如，本人许多拥护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的朋友都会强烈反对有关当局干涉市场的运作的任何动作。或者，拥有民主社会主义倾向的本人就认为有关当局应该在某种程度上监督和管制市场的运作。当然，此课题并没有所谓简单的答案，本人如果试图在这篇文章里结论，就会把此辩论过于简单化了。
然而，无论各位抱持着什么理念和对于有关当局应该在咱们生活所扮演的角色拥有什么看法，最重要的是应该对于自己所抱持的想法和立场贯彻始终吧。例如，认为有关当局应该少干涉人民生活的人，就不应该在市场条件不利于自己时跑去向有关当局哭诉。或者说，支持有关当局干涉市场运作的人，也不该在缴税时埋怨有关当局仅会剥削人民。本人想说的是，大家可以拥有不同的立场，不过至少要对于此立场一以贯之，要不然就变成只会要求有关当局照顾自身利益的被宠坏的人民罢了。
Tuesday, May 18, 2010
在我们批判之前
（刊登于联合早报2010年5月16日）
最近朋友透过电邮转载了一篇本地某位伪知识份子所发表的文章，其文章内容大概如此：这位仁兄在自己的工作领域接触到许多本地的年轻人和同年纪的新移民后所得到的结论是本地的年轻人不比同年纪的新移民来得刻苦耐劳和有上进心，因为本地的年轻人过惯了舒适的生活，已经没有所谓的冲劲。该仁兄还扬言，如果任由这种惰性滋生，在不久的将来内会出现新移民的总理。
其实，该位仁兄的看法并不独特，因为本人经常透过媒体和与朋友和同事的对话中听到此看法被阐述。当然，本人也发现并非所有阐述此看法者都会将本地的年轻人与同年纪的新移民比较，有些人比较的对象是 “上一代的人” (有趣的是不同年龄层的比较者所指的 “上一代的人” 都是他们所属的那代)，不过所阐述的论点的大纲却大同小异，也就是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没有能耐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
每当本人听到此论点被阐述时，不禁会反问提出论点的人：你怎么能如此确定呢？你有证据显示本地的年轻人比不上同年纪的新移民 (或者上一代)？当然，被反问的人立即会提出许多符合论点的亲身经验，例如当教师的就会以学生为例子，或者当上司的就会以年轻的下属为例子。
当本人指出这些都是轶事证据 (anecdotal evidence) 时，无法有效支持他们的论点时，被反问的人通常会不是以他们只是提出看法而非事实，所以无须提供证据的理由辩护，就是恼羞成怒地质问本人能够提供本地的年轻人比同年纪的新移民(或者上一代)优越的证据。有些人甚至指出本人因为是新加坡人(或者是年轻人)，才会站在此立场上有意为本地的年轻人辩护，并且带着某些嘲讽的意味叫本人别这么 “大新加坡主义” (或者别成为所谓Y世代的盲目拥护者)。
其实，本人并不是想提出本地的年轻人不比同年纪的新移民(或者上一代)逊色的论点，因为本人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此论点。让本人不舒服的并非是本地的年轻人较为逊色的论点，而是许多人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就把此论点当成事实看待的现象。再怎么说，此论点基本上是在否定社会上一整个年龄层的看法，提出来的人至少也要拿出某些数据或者研究报告来说服本人吧？
如果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此现象，不难发现这就是所谓刻板效应导致的认知偏差。由于对于某族群的人拥有某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因此在与此族群的人接触时，只会留意到符合原先持有观念事物，而不会去注意到不符合原先持有观念的事物。换句话说，如果一直认为本地的年轻人比同年纪的新移民逊色，那么我们只会留意和记得那些表现不好的本地年轻人和那些表现优越的新移民，就算是看到表现优越的年轻人也会视而不见。
不仅如此，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文献里也有一个与刻板效应有关系的自证预言(Self Fulfilling Prophecy)现象，指的是人们对于事物的期盼常常会间接改变自己与他人的行为互动，而其改变也会间接导致事先所期盼的事物成为事实。比如说，如果某位上司认为本地的年轻人较为逊色，就不会安排有挑战性的职务让属于此族群的下属胜任。这无形中使到下属没办法表现，而最终也就成就了该位上司原先的看法。对于例子中的这位下属而言，这无形中也成为了某种恶性循环。
本人再次重申，自己并无意提出本地年轻人不比新移民(或者上一代)逊色的论点，因为本人实在也无法提出任何支持此观点的证据。本人只是在担心，如果大家都把没证据支持的观点当成事实，那么我们会不会因此无意中造成不必要的自证预言现象呢？
最近朋友透过电邮转载了一篇本地某位伪知识份子所发表的文章，其文章内容大概如此：这位仁兄在自己的工作领域接触到许多本地的年轻人和同年纪的新移民后所得到的结论是本地的年轻人不比同年纪的新移民来得刻苦耐劳和有上进心，因为本地的年轻人过惯了舒适的生活，已经没有所谓的冲劲。该仁兄还扬言，如果任由这种惰性滋生，在不久的将来内会出现新移民的总理。
其实，该位仁兄的看法并不独特，因为本人经常透过媒体和与朋友和同事的对话中听到此看法被阐述。当然，本人也发现并非所有阐述此看法者都会将本地的年轻人与同年纪的新移民比较，有些人比较的对象是 “上一代的人” (有趣的是不同年龄层的比较者所指的 “上一代的人” 都是他们所属的那代)，不过所阐述的论点的大纲却大同小异，也就是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没有能耐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
每当本人听到此论点被阐述时，不禁会反问提出论点的人：你怎么能如此确定呢？你有证据显示本地的年轻人比不上同年纪的新移民 (或者上一代)？当然，被反问的人立即会提出许多符合论点的亲身经验，例如当教师的就会以学生为例子，或者当上司的就会以年轻的下属为例子。
当本人指出这些都是轶事证据 (anecdotal evidence) 时，无法有效支持他们的论点时，被反问的人通常会不是以他们只是提出看法而非事实，所以无须提供证据的理由辩护，就是恼羞成怒地质问本人能够提供本地的年轻人比同年纪的新移民(或者上一代)优越的证据。有些人甚至指出本人因为是新加坡人(或者是年轻人)，才会站在此立场上有意为本地的年轻人辩护，并且带着某些嘲讽的意味叫本人别这么 “大新加坡主义” (或者别成为所谓Y世代的盲目拥护者)。
其实，本人并不是想提出本地的年轻人不比同年纪的新移民(或者上一代)逊色的论点，因为本人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此论点。让本人不舒服的并非是本地的年轻人较为逊色的论点，而是许多人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就把此论点当成事实看待的现象。再怎么说，此论点基本上是在否定社会上一整个年龄层的看法，提出来的人至少也要拿出某些数据或者研究报告来说服本人吧？
如果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此现象，不难发现这就是所谓刻板效应导致的认知偏差。由于对于某族群的人拥有某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因此在与此族群的人接触时，只会留意到符合原先持有观念事物，而不会去注意到不符合原先持有观念的事物。换句话说，如果一直认为本地的年轻人比同年纪的新移民逊色，那么我们只会留意和记得那些表现不好的本地年轻人和那些表现优越的新移民，就算是看到表现优越的年轻人也会视而不见。
不仅如此，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文献里也有一个与刻板效应有关系的自证预言(Self Fulfilling Prophecy)现象，指的是人们对于事物的期盼常常会间接改变自己与他人的行为互动，而其改变也会间接导致事先所期盼的事物成为事实。比如说，如果某位上司认为本地的年轻人较为逊色，就不会安排有挑战性的职务让属于此族群的下属胜任。这无形中使到下属没办法表现，而最终也就成就了该位上司原先的看法。对于例子中的这位下属而言，这无形中也成为了某种恶性循环。
本人再次重申，自己并无意提出本地年轻人不比新移民(或者上一代)逊色的论点，因为本人实在也无法提出任何支持此观点的证据。本人只是在担心，如果大家都把没证据支持的观点当成事实，那么我们会不会因此无意中造成不必要的自证预言现象呢？
Friday, April 23, 2010
Craig Ferguson's Twitter Jingles......
I'm a big fan of Craig Ferguson's Late Late show, and there is a segment in his show in which he will read out viewer's email. Recently, after he has gotten a twitter account, he started reading out his follower's tweets as well. Before he reads out the tweets and emails, he will play an email jingle in which he pays tribute to either a musical icon (e.g., Dylan, Bowie) or a particular musical style....
I thought these jingles are quite interesting and hence am sharing them here.... Which do you like best? I like the original and the Eurotrash version a lot, while the Dylan version also gets high marks for parodying Bob Dylan's Subterranean Homesick Blues....
Original "Electronic" Jingle
Country Styled Jingle
David Bowie Version Jingle
Bob Dylan Version Jingle
Eurotrash Version Jingle
Tuesday, April 13, 2010
Tuesday, March 30, 2010
学习双语到底好不好？
（刊登于联合早报2010年3月28日）
经常听到一个对学习双语的疑问，就是学习两种语文到底利多于弊或是弊多于利。在本人那些已经育有子女的朋友之中，认为利多于弊的朋友坚持小孩从小就尽量接触双语，并且有意地在小孩面前运用两种语文。
然而，那些认为弊多于利的朋友却认为如果过早让小孩接触双语会影响小孩的语言发展，使他们日后运用语文时会形成不伦不类的情况。我甚至听过有些父母告诉他们的小孩只要搞好英文就可以了，第二语文如果不学也罢，尽管我国实行双语教育政策。
到底学习双语是否有利？根据近期在《心理科学进展》发表的一篇综合报告显示，此问题的答案是学习双语有利也有弊。在总合近二十年来在双语和单语使用者所进行的研究后，该报告指出使用双语者的认知能力随着年龄衰退的速度比使用单语者来得更慢。这也是学习双语的其中一个利。
为何使用双语者的认知能力比较慢衰退呢？多数人在开始衰老时，其中一个退化最严重的认知功能就是认知控制(cognitive control)。认知控制就是人们在进行思考或者任何思维任务时所运用来压制不相关信息和思维的一种认知功能，是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注意力和多任务处理(multitasking)这些其他认知功能不可缺少的一环。当双语使用者在使用其中一个语言思考时，他们必需压制另一个不被使用的语言的语法和词汇，以确保正在使用的语言不受到干扰。也就是说，双语使用者在说话或者书写时就同时在运用认知控制，而单语使用者却没此机会。在长期广泛运用认知控制的情况下，双语使用者的认知控制理所当然地比单语使用者得到更多的训练。这使到一般双语使用者的认知控制能力比单语使用者的来得强。根据初步研究显示，双语使用者的认知控制能力比单语使用者平均迟4年开始退化。
当然，使用双语也并非完全无弊。有许多在不同双语社会所进行的研究都一致显示双语使用者的词汇量比单语使用者来得少。在近期一个调查1700名年龄介于3岁至10岁的小孩的英语词汇量的研究显示，使用单语的小孩的英语词汇量在每个年龄层都比使用双语的小孩来得高，尽管那些使用双语的小孩都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不仅如此，双语使用者在一些测试语言处理的认知任务中的成绩都比单语使用者略为逊色，例如在词汇判断作业(lexical decision task)和词汇流畅性作业(verbal fluency task)这些测试人们从脑中取出词汇的效率的作业。换句话说，双语使用者从脑中提取词汇的速度没有单语使用者来得快和顺畅。
或许，那些认为学习双语弊多于利的读者会以双语使用者从脑中提取词汇的速度较慢的事实来替自己的立场辩护。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双语使用者的这些缺陷只有在严谨的实验室测试才显示出来，而其差别其实对普通的书写和会话的影响微乎其微。也就是说，在一般的书写和会话的情况下，我们几乎无法察觉双语使用者和单语使用者的差别。
总合这些对于双语使用的研究，学习和使用双语似乎有利也有弊。然而，本人认为其利多于其弊，因为学习双语对于语言处理的负面影响在普通会话和书写上难以察觉，而如果学习双语能够让人们的认知能力随着年龄更慢地退化，本人认为这非常划算。就如同知名双语学者Ellen Bialystok所说，如果有更多研究证实双语使用者的认知控制能力比单语使用者平均迟4年开始退化的事实，这将对于预防衰老的公共政策起着很大的影响。试想想，如果能够将认知退化延迟4年，将会比市面上任何药物来得有效，而在长期内也会为整个国家省下多少的医疗开支。
经常听到一个对学习双语的疑问，就是学习两种语文到底利多于弊或是弊多于利。在本人那些已经育有子女的朋友之中，认为利多于弊的朋友坚持小孩从小就尽量接触双语，并且有意地在小孩面前运用两种语文。
然而，那些认为弊多于利的朋友却认为如果过早让小孩接触双语会影响小孩的语言发展，使他们日后运用语文时会形成不伦不类的情况。我甚至听过有些父母告诉他们的小孩只要搞好英文就可以了，第二语文如果不学也罢，尽管我国实行双语教育政策。
到底学习双语是否有利？根据近期在《心理科学进展》发表的一篇综合报告显示，此问题的答案是学习双语有利也有弊。在总合近二十年来在双语和单语使用者所进行的研究后，该报告指出使用双语者的认知能力随着年龄衰退的速度比使用单语者来得更慢。这也是学习双语的其中一个利。
为何使用双语者的认知能力比较慢衰退呢？多数人在开始衰老时，其中一个退化最严重的认知功能就是认知控制(cognitive control)。认知控制就是人们在进行思考或者任何思维任务时所运用来压制不相关信息和思维的一种认知功能，是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注意力和多任务处理(multitasking)这些其他认知功能不可缺少的一环。当双语使用者在使用其中一个语言思考时，他们必需压制另一个不被使用的语言的语法和词汇，以确保正在使用的语言不受到干扰。也就是说，双语使用者在说话或者书写时就同时在运用认知控制，而单语使用者却没此机会。在长期广泛运用认知控制的情况下，双语使用者的认知控制理所当然地比单语使用者得到更多的训练。这使到一般双语使用者的认知控制能力比单语使用者的来得强。根据初步研究显示，双语使用者的认知控制能力比单语使用者平均迟4年开始退化。
当然，使用双语也并非完全无弊。有许多在不同双语社会所进行的研究都一致显示双语使用者的词汇量比单语使用者来得少。在近期一个调查1700名年龄介于3岁至10岁的小孩的英语词汇量的研究显示，使用单语的小孩的英语词汇量在每个年龄层都比使用双语的小孩来得高，尽管那些使用双语的小孩都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不仅如此，双语使用者在一些测试语言处理的认知任务中的成绩都比单语使用者略为逊色，例如在词汇判断作业(lexical decision task)和词汇流畅性作业(verbal fluency task)这些测试人们从脑中取出词汇的效率的作业。换句话说，双语使用者从脑中提取词汇的速度没有单语使用者来得快和顺畅。
或许，那些认为学习双语弊多于利的读者会以双语使用者从脑中提取词汇的速度较慢的事实来替自己的立场辩护。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双语使用者的这些缺陷只有在严谨的实验室测试才显示出来，而其差别其实对普通的书写和会话的影响微乎其微。也就是说，在一般的书写和会话的情况下，我们几乎无法察觉双语使用者和单语使用者的差别。
总合这些对于双语使用的研究，学习和使用双语似乎有利也有弊。然而，本人认为其利多于其弊，因为学习双语对于语言处理的负面影响在普通会话和书写上难以察觉，而如果学习双语能够让人们的认知能力随着年龄更慢地退化，本人认为这非常划算。就如同知名双语学者Ellen Bialystok所说，如果有更多研究证实双语使用者的认知控制能力比单语使用者平均迟4年开始退化的事实，这将对于预防衰老的公共政策起着很大的影响。试想想，如果能够将认知退化延迟4年，将会比市面上任何药物来得有效，而在长期内也会为整个国家省下多少的医疗开支。
Wednesday, March 24, 2010
Tuesday, March 23, 2010
Monday, March 15, 2010
如何谈精神病而不色变？
（刊登于联合早报2010年3月14日）
最近到某位朋友的亲戚所经营的咖啡厅餐馆用餐后，无意间与老板娘K女士闲聊起来。当她得知我在大学主修心理学时，话题就转移到她的女儿身上，因为K女士怀疑女儿患上忧郁症。
这并非本人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因此熟练地回应K女士说自己并非心理医生，所主修的心理学领域也并非与忧郁症或者精神病有关，无法给予专业的诊断。不过，我提供了一些有关忧郁症患者的信息，并且鼓励K女士如果真的怀疑女儿患病，就该带她到心理健康学院（前板桥医院）接受专业诊断。也在预料中，她一听到心理健康学院，脸色马上大变，一直摇头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女儿并非“神经病”，若带她去的话，别人会如此认为。
在最近的财政预算案辩论中，卫生部长许文远宣布政府将增拨5700万元壮大精神病护理队伍，以维持一个能够让精神病患者逐渐重返社会的长期机制。该精神病护理队伍除了负责照顾那些居留在心理健康学院的病人外，也负责跟进出院后的病患。
本人认为此政策非常可取。由于已故的外婆是精神病患者，也曾目睹身边的朋友受到各种不同的精神病症所困扰，因此深深了解精神病患者如果想要康复或控制病情，是需要许多方面的支援和关注的。但此政策还不足够。如果想要进一步提高新加坡人的精神健康水平，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是必须教育一般大众改变对精神病及患者的态度。
本人发现许多国人与K女士一样，对精神病及患者都有几种误解。其中一个是：许多人认为到心理健康学院接受治疗是一件可耻和见不得光的事。这大概是因为心理健康学院的前身——板桥医院内的多数病人都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所以一般人都认为：只有精神分裂者才到那里看病。然而，现在的心理健康学院除了诊断和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外，也负责诊断和治疗其他心理病症，如忧郁症、强迫症、躁郁症、失眠等病症。在步伐紧张的现代社会里，这些病症其实很普遍，心理健康学院所提供的服务不仅仅是针对精神分裂症患者，也包括许多情绪一时无法调整过来的普通人。因此，本人认为有关当局有义务将这个信息传达给大众，以消除他们对心理健康学院的偏见。
另一个误解是：许多人认为，如果某人患上精神或心理病后，就没办法康复，也没办法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了。他们或许因而无法接纳曾经患有精神或心理病的人。然而，这是错误的想法。许多心理病患者在妥当的治疗下，是可以完全康复的。就算有些患者无法完全康复，但在适当的治疗和照顾下，大部分患者都可以通过药物控制病情，和一般人一样过正常的生活。因此，如果当局希望精神病患者能够重新回返社会，就必须教育大众改变对精神病患者的态度。
如果当局能够有效地教育大众有关精神病的正确信息，这对提高新加坡人的精神健康水平将会事半功倍。不仅如此，如果大众对于不同的精神和心理病症有更多的认识，他们能更早察觉到周遭的人或许患病，并提供援助。至少，本人日后若向他人提议将疑似患有精神或心理病的亲友送到心理健康学院接受诊断时，就不用再面对类似K女士那种脸色大变的反应了吧。
最近到某位朋友的亲戚所经营的咖啡厅餐馆用餐后，无意间与老板娘K女士闲聊起来。当她得知我在大学主修心理学时，话题就转移到她的女儿身上，因为K女士怀疑女儿患上忧郁症。
这并非本人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因此熟练地回应K女士说自己并非心理医生，所主修的心理学领域也并非与忧郁症或者精神病有关，无法给予专业的诊断。不过，我提供了一些有关忧郁症患者的信息，并且鼓励K女士如果真的怀疑女儿患病，就该带她到心理健康学院（前板桥医院）接受专业诊断。也在预料中，她一听到心理健康学院，脸色马上大变，一直摇头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女儿并非“神经病”，若带她去的话，别人会如此认为。
在最近的财政预算案辩论中，卫生部长许文远宣布政府将增拨5700万元壮大精神病护理队伍，以维持一个能够让精神病患者逐渐重返社会的长期机制。该精神病护理队伍除了负责照顾那些居留在心理健康学院的病人外，也负责跟进出院后的病患。
本人认为此政策非常可取。由于已故的外婆是精神病患者，也曾目睹身边的朋友受到各种不同的精神病症所困扰，因此深深了解精神病患者如果想要康复或控制病情，是需要许多方面的支援和关注的。但此政策还不足够。如果想要进一步提高新加坡人的精神健康水平，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是必须教育一般大众改变对精神病及患者的态度。
本人发现许多国人与K女士一样，对精神病及患者都有几种误解。其中一个是：许多人认为到心理健康学院接受治疗是一件可耻和见不得光的事。这大概是因为心理健康学院的前身——板桥医院内的多数病人都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所以一般人都认为：只有精神分裂者才到那里看病。然而，现在的心理健康学院除了诊断和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外，也负责诊断和治疗其他心理病症，如忧郁症、强迫症、躁郁症、失眠等病症。在步伐紧张的现代社会里，这些病症其实很普遍，心理健康学院所提供的服务不仅仅是针对精神分裂症患者，也包括许多情绪一时无法调整过来的普通人。因此，本人认为有关当局有义务将这个信息传达给大众，以消除他们对心理健康学院的偏见。
另一个误解是：许多人认为，如果某人患上精神或心理病后，就没办法康复，也没办法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了。他们或许因而无法接纳曾经患有精神或心理病的人。然而，这是错误的想法。许多心理病患者在妥当的治疗下，是可以完全康复的。就算有些患者无法完全康复，但在适当的治疗和照顾下，大部分患者都可以通过药物控制病情，和一般人一样过正常的生活。因此，如果当局希望精神病患者能够重新回返社会，就必须教育大众改变对精神病患者的态度。
如果当局能够有效地教育大众有关精神病的正确信息，这对提高新加坡人的精神健康水平将会事半功倍。不仅如此，如果大众对于不同的精神和心理病症有更多的认识，他们能更早察觉到周遭的人或许患病，并提供援助。至少，本人日后若向他人提议将疑似患有精神或心理病的亲友送到心理健康学院接受诊断时，就不用再面对类似K女士那种脸色大变的反应了吧。
Tuesday, March 09, 2010
Tuesday, March 02, 2010
Daniel Kahneman: The riddle of experience vs. memory
I heard a similar talk from Daniel Kahneman two years ago when he was the keynote speaker at Psychonomics Society.
Thursday, February 25, 2010
Monday, February 08, 2010
买房致富
（刊登于联合早报2010年2月7日）
最近，房屋价格的飙升成为许多国人关注的课题。时不时翻开报纸，就可以看到组屋转售价格破新高，或者是申请新组屋的人数远远超过组屋配额的新闻。由于自己也刚好在这个期间寻找组屋，因此对所有关于组屋价格的新闻都特别敏感。不仅如此，周遭那些和自己一样寻找房子的新婚朋友也会时不时来个简讯询问寻找房子的结果，导致此课题在不知觉中成为了我生活的重心。
当然，朋友的简讯除了探听消息外，其中也包含了许多对于有关当局的抱怨。有些朋友将房屋价格的飙升归咎于有关当局的移民政策，认为涌入我国的新移民乃屋价飙升的罪魁祸首。有些朋友指责有关当局在对于组屋需求的预计上犯了错，让市场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失去控制。
不仅如此，有些家庭月入超过八千元的朋友在因为不能购买新组屋的情况下也大吐苦水，指责有关当局此项措施虽然有助于低收入家庭实现拥有组屋的梦想，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也扭曲了自由市场的运作，让许多月收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年轻白领工作者无辜地成为牺牲者。有些朋友甚至认真考虑暂时让配偶或者自己辞去工作，让自己和配偶符合有关当局所设下的条例，以便可以购买新组屋。
在这众多的抱怨声中，不难发现的是几乎所有的矛头都指向有关当局，而人民仿佛仅是无辜的受害者。然而，我也记得自己每次向同样的朋友表示因为希望住靠近父母而仅在考虑购买某个地区的组屋时，他们总是 “好心规劝” ，说我所考虑的地点并非所谓的热门或者有潜力的产业地点，假若日后转卖会无法取得个好的售价。
不仅如此，有些朋友在得知我选购房屋的先决条件乃是否靠近父母和是否觉得自己会喜欢周遭的环境时，竟然斥责我的想法为天真，并且劝我应该将购买房屋当做一种投资的良机。有些朋友劝我考虑购买那些有可能会被发展商集体收购的旧私人公寓。尽管在发展商收购前会住在较为陈旧的房子，或者在供养方面会有些辛苦，不过如果发展商真的进行集体收购的话，这样就可以大赚一笔。有些朋友甚至劝我将买下的房屋租出去，然后搬回跟父母住，因为这样可以得到另一笔额外的收入。尽管这样子就等于大家都必需生活在拥挤的环境里，不过为了花绿绿的钞票，这一切都值得。
在朋友提出这些建议时，本人多数在出于礼貌的立场上只是一笑置之，并没有质问朋友是否会觉得自己的建议和先前所提出的抱怨互相矛盾，也没有表示自己认为此类的心态才是导致组屋价格失控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这并非个艰难的逻辑问题。如果大家都期盼能够透过买房屋来致富，将买房子当成一种投资而非建立家庭的先决条件，那房屋价格又怎么不会失控地狂升呢？当然，在朋友的眼中，本人的对于购买房屋的条件或许显得有些天真，不过本人也深深地相信不是所有的决定都应该透过投资回报潜能的角度去思考。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有关当局曾经表示，提供政府组屋给人民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借此组织自己的家庭，而绝对不是让人民进行投机活动。也因为自己也可以算是某种变相的利害关系者，所以有关当局在近期内宣布将研究房屋市场的运作，以杜绝利用购买政府组屋来进行投机的行为时，自己竟然莫名地兴奋地期盼有关当局能够确实履行此诺言。当然，我相信有关当局如果在将来决定施行任何管制行动，我身旁的一些朋友很有可能又会抱怨有关当局的政策让他们失去个投资的管道和良机。不过，对于把买房屋当成是建立家庭的人而言，这应该算是某种福音吧。
最近，房屋价格的飙升成为许多国人关注的课题。时不时翻开报纸，就可以看到组屋转售价格破新高，或者是申请新组屋的人数远远超过组屋配额的新闻。由于自己也刚好在这个期间寻找组屋，因此对所有关于组屋价格的新闻都特别敏感。不仅如此，周遭那些和自己一样寻找房子的新婚朋友也会时不时来个简讯询问寻找房子的结果，导致此课题在不知觉中成为了我生活的重心。
当然，朋友的简讯除了探听消息外，其中也包含了许多对于有关当局的抱怨。有些朋友将房屋价格的飙升归咎于有关当局的移民政策，认为涌入我国的新移民乃屋价飙升的罪魁祸首。有些朋友指责有关当局在对于组屋需求的预计上犯了错，让市场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失去控制。
不仅如此，有些家庭月入超过八千元的朋友在因为不能购买新组屋的情况下也大吐苦水，指责有关当局此项措施虽然有助于低收入家庭实现拥有组屋的梦想，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也扭曲了自由市场的运作，让许多月收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年轻白领工作者无辜地成为牺牲者。有些朋友甚至认真考虑暂时让配偶或者自己辞去工作，让自己和配偶符合有关当局所设下的条例，以便可以购买新组屋。
在这众多的抱怨声中，不难发现的是几乎所有的矛头都指向有关当局，而人民仿佛仅是无辜的受害者。然而，我也记得自己每次向同样的朋友表示因为希望住靠近父母而仅在考虑购买某个地区的组屋时，他们总是 “好心规劝” ，说我所考虑的地点并非所谓的热门或者有潜力的产业地点，假若日后转卖会无法取得个好的售价。
不仅如此，有些朋友在得知我选购房屋的先决条件乃是否靠近父母和是否觉得自己会喜欢周遭的环境时，竟然斥责我的想法为天真，并且劝我应该将购买房屋当做一种投资的良机。有些朋友劝我考虑购买那些有可能会被发展商集体收购的旧私人公寓。尽管在发展商收购前会住在较为陈旧的房子，或者在供养方面会有些辛苦，不过如果发展商真的进行集体收购的话，这样就可以大赚一笔。有些朋友甚至劝我将买下的房屋租出去，然后搬回跟父母住，因为这样可以得到另一笔额外的收入。尽管这样子就等于大家都必需生活在拥挤的环境里，不过为了花绿绿的钞票，这一切都值得。
在朋友提出这些建议时，本人多数在出于礼貌的立场上只是一笑置之，并没有质问朋友是否会觉得自己的建议和先前所提出的抱怨互相矛盾，也没有表示自己认为此类的心态才是导致组屋价格失控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这并非个艰难的逻辑问题。如果大家都期盼能够透过买房屋来致富，将买房子当成一种投资而非建立家庭的先决条件，那房屋价格又怎么不会失控地狂升呢？当然，在朋友的眼中，本人的对于购买房屋的条件或许显得有些天真，不过本人也深深地相信不是所有的决定都应该透过投资回报潜能的角度去思考。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有关当局曾经表示，提供政府组屋给人民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借此组织自己的家庭，而绝对不是让人民进行投机活动。也因为自己也可以算是某种变相的利害关系者，所以有关当局在近期内宣布将研究房屋市场的运作，以杜绝利用购买政府组屋来进行投机的行为时，自己竟然莫名地兴奋地期盼有关当局能够确实履行此诺言。当然，我相信有关当局如果在将来决定施行任何管制行动，我身旁的一些朋友很有可能又会抱怨有关当局的政策让他们失去个投资的管道和良机。不过，对于把买房屋当成是建立家庭的人而言，这应该算是某种福音吧。
Monday, January 04, 2010
Dracula's Lament
I like this song from the 1000th episode of the Late Late Show with Craig Ferguson, where the whole show is run by puppets!
投票的意义
（刊登与联合早报2010年1月3日）
几个月前，由于校内的学生正在举行常年的学生领袖竞选活动，因此在校园内走动都会看到各候选人的竞选海报，以及各候选人或者他们的支持者所参与的拉票活动，把校园的气氛搞得沸沸扬扬。
如果从表面看，会觉得此学生领袖的竞选活动是某种教导学生们公民义务的练习。参与竞选的学生可以从策划自己的竞选活动中学习基本的组织和召集的技能。这些学生日后如果决定参与草根组织为人民服务，这些都是不可忽缺的技能。同样地，参与投票地学生也可以从筛选候选人的过程中学习如何慎重地考虑候选人的资历和才能，以及在综合各种有关候选人的资讯后做出明智的选择。对于一个民主社会而言，这应当是个必需的练习。
然而，如果仔细观察此竞选活动，就会发现其实学生领袖的竞选活动存在着问题。如果留意候选人的竞选海报，会发现几乎所有候选人不是强调自己是所有候选人中最 “酷” 的，就是极力想要表现出自己是洋溢着青春活力的，而提出竞选方案或者是强调自己领导才能的候选人是少数。如果再进一步观察多数候选人的竞选活动，会发现多数候选人只是延续了竞选海报上所呈现的形象，为了争取到选票而做出许多吸引人目光的动作，使到整个竞选活动成为了一个变相的才华表演。更教人失望的是那些拥有投票权的学生不仅没有质问候选人为何没有提出认真的竞选方案，反而还回应候选人们的表演，以掌声和喝彩鼓励这些哗众取宠的候选人们。
我在观察到此现象后，第一反应是影响此行为的是不是许多充斥媒体的歌唱或者才华选秀节目。毕竟，现在打开电视机就可以看到许多呼吁观众透过手机简讯或者上网投票给自己心仪的选手的节目。在缺乏政治竞争的环境下，别说是青年，对许多成年人而言，或许参与类似歌唱比赛的活动就是他们能最接近所谓投票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我担心学生们会不会抱着一种投票就等同是某种娱乐节目的心态下成长，认为每次投票就只认为应该选出最 “酷” 的候选人。
这种心态就如同我所认识的许多学生都因为较早前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我国而感到兴奋，只因为他们觉得奥巴马很 “酷” 的情况一样。再进一步追问的话，会发现兴奋的底下是无知，因为许多学生对于奥巴马的政策一无所知，就连他是属于美国哪个政党都不知道。
如果一个民主社会要健全地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是人民必需参与政治过程，也必需对于候选人所提出的观点和施政方案有所了解。如果此条件不成立，所谓的民主制度其实弊多于利。我也经常在民间听到某种说法，就是我国的政治环境特殊，没有国外那种激烈和全民参与的竞选行为是正常的，而有些人甚至会认为这其实是新加坡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此说法或许正确。不过，我不禁担心，在大家都缺乏参与民主过程的情况下，如果有一天我们都因为某种情况而必需参与民主的过程时，大家会不会因为疏于练习而以 “酷” 做为选择候选人的条件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到时也只能祈求那位 “酷” 的候选人也同时是精明能干的吧。
几个月前，由于校内的学生正在举行常年的学生领袖竞选活动，因此在校园内走动都会看到各候选人的竞选海报，以及各候选人或者他们的支持者所参与的拉票活动，把校园的气氛搞得沸沸扬扬。
如果从表面看，会觉得此学生领袖的竞选活动是某种教导学生们公民义务的练习。参与竞选的学生可以从策划自己的竞选活动中学习基本的组织和召集的技能。这些学生日后如果决定参与草根组织为人民服务，这些都是不可忽缺的技能。同样地，参与投票地学生也可以从筛选候选人的过程中学习如何慎重地考虑候选人的资历和才能，以及在综合各种有关候选人的资讯后做出明智的选择。对于一个民主社会而言，这应当是个必需的练习。
然而，如果仔细观察此竞选活动，就会发现其实学生领袖的竞选活动存在着问题。如果留意候选人的竞选海报，会发现几乎所有候选人不是强调自己是所有候选人中最 “酷” 的，就是极力想要表现出自己是洋溢着青春活力的，而提出竞选方案或者是强调自己领导才能的候选人是少数。如果再进一步观察多数候选人的竞选活动，会发现多数候选人只是延续了竞选海报上所呈现的形象，为了争取到选票而做出许多吸引人目光的动作，使到整个竞选活动成为了一个变相的才华表演。更教人失望的是那些拥有投票权的学生不仅没有质问候选人为何没有提出认真的竞选方案，反而还回应候选人们的表演，以掌声和喝彩鼓励这些哗众取宠的候选人们。
我在观察到此现象后，第一反应是影响此行为的是不是许多充斥媒体的歌唱或者才华选秀节目。毕竟，现在打开电视机就可以看到许多呼吁观众透过手机简讯或者上网投票给自己心仪的选手的节目。在缺乏政治竞争的环境下，别说是青年，对许多成年人而言，或许参与类似歌唱比赛的活动就是他们能最接近所谓投票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我担心学生们会不会抱着一种投票就等同是某种娱乐节目的心态下成长，认为每次投票就只认为应该选出最 “酷” 的候选人。
这种心态就如同我所认识的许多学生都因为较早前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我国而感到兴奋，只因为他们觉得奥巴马很 “酷” 的情况一样。再进一步追问的话，会发现兴奋的底下是无知，因为许多学生对于奥巴马的政策一无所知，就连他是属于美国哪个政党都不知道。
如果一个民主社会要健全地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是人民必需参与政治过程，也必需对于候选人所提出的观点和施政方案有所了解。如果此条件不成立，所谓的民主制度其实弊多于利。我也经常在民间听到某种说法，就是我国的政治环境特殊，没有国外那种激烈和全民参与的竞选行为是正常的，而有些人甚至会认为这其实是新加坡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此说法或许正确。不过，我不禁担心，在大家都缺乏参与民主过程的情况下，如果有一天我们都因为某种情况而必需参与民主的过程时，大家会不会因为疏于练习而以 “酷” 做为选择候选人的条件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到时也只能祈求那位 “酷” 的候选人也同时是精明能干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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